Zhengzhou –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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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去过三次郑州,不过大抵都来去匆匆,偶有一次稍得闲暇,问起郑州有何去处值得一游,便见东道主面露尴尬之色,我急忙把话题岔开。印象中当时盛夏六月,满城的法国梧桐遮荫蔽日,此外就只记得一路过去看不到什么有点历史感的老房子,仿佛这座城市是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新长出来的。这次重到郑州本属意外——原定在青岛的会议被挪到了郑州,而那天四家抽签碰巧抽到清早第一家提,随后又得知17:50的回程航班被一口气延迟到了22:05,也罢,正好用这凭空多出来的大半天打量一下郑州城。

通常去一个异乡城市旅游,游人总是本能地去往当地的老城,因为那里往往沉淀着最具代表性的当地文化。然而在这里,“老郑州”一词差不多像是个矛盾修辞。直至清末,郑州都一直只是开封府下辖的一个小县(郑县),县城人口不过近2万人,但1909年汴洛铁路在此与1906年通车的京汉铁路交汇,它自此便像哈尔滨、石家庄一样,作为铁路交通的枢纽而迅速繁荣起来,一时所谓“纷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郑州城是一座历史极为浅短的城市,在很长时间里主要以其工人斗争的革命传统著称,然而现在,它却又处处自称为古都。尽管国内不少城市也有相似的状况,但似乎很少有像郑州这样,其城市自我形象中,古都、红色传统、现代化城市三个明显存在断裂的部分截搭在一起——借用甘阳的术语,郑州需要城市形象上的“通三统”。

一到郑州便不难发现当地特别钟爱“中原”、“中州”、“天下之中”这些语汇,地铁通车要强调是“中原首条地铁”(当然,还能是哪个城市?),地铁标志是饕餮纹状的“中”字,连机场出来的收费站顶部也标着一行闪闪发光的金字:“中州第一门”。在河南博物院(1998年由“河南博物馆”更名),更是处处可见“中原”——据其简介单页,河南博物院意在“汇集历代文物瑰宝,一展中原流金岁月”,是“以大量实物展示为基础,反映中原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心地域的文明进程与重要文明成果,再现中原文明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影响力”。在“华夏古乐”的单页上更明白指出:“河南博物院是中原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的中心”。这里的“中原”并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即河南是“天下之中”,也应回复到那种辉煌的中心地位,自然,郑州又是河南的中心。大概正因此,在网上偶尔能看到极端者将北京列为河南的主要对手,理由是“北京害怕河南夺回政治中心,北京满族害怕汉族团结在河南的周围,北京媒体一直是妖魔化河南的主力。只是大多河南人不知道。”从这一点上来说,河南之于中国,大概正如中国之于世界。

在河南博物院的十八个展厅中,基本陈列“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占了其中八个厅——先秦四个、两汉魏晋南北朝两个,隋唐、宋元各一。正如陕西博物馆突出周秦汉唐四朝(基本只围绕着长安一个城市),这一布展的结构安排所呈现的“中原叙事”也极大地偏重本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早期时代。给人的印象,仿佛中国文明的火炬自最初起,在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开封(偶尔再加上许昌)之间来回传递,河南境内的城市不断地继续着这场接力赛,直到到九百年前北宋东京城的梦华消歇,之后河南便无故事可讲。在先秦时代使用的都是诸如“宅兹中国——洛邑的建立”、“天下枢机(英译为The Heartland of the Universe)——郑卫之地”这样的词汇,而1127年开封的繁华结束之后,便只剩下尉氏县元墓壁画、宋元戏曲文物等寥寥物件,以及一个收藏着些许二流文物的“明清珍宝馆”。在这样的印记里,远古、中古都比近古更为清晰可见,博物馆里复原的《清明上河图》立体图、北宋东京城模型以及机场的“大宋官窑”,以及郑州城不时可见的商文化符号(包括地铁站里的饕餮纹),都使人想象一千年前甚至三四千年前要比两三百年前还容易得多。这正如《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一书中所谈到的,现代希腊国家对自身与古希腊的明显差异和断裂置之不理,坚持将古希腊作为国家神话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启蒙后的欧洲暗含着的标准就是:古代希腊在认定新国家正统地位时起决定性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和历史不仅是通往过去的、值得尊敬的道路,而且还对培养过去文明历史的意识以及解决现代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由此一来,在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想象的民族历史重塑现代的人们来说,考古学和历史就成为他们实现计划的工具。”

2000年我曾去过一次洛阳,由于怀着无数对古都的想像,结果在那里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幻灭,那时才意识到,一个历史地名的延续性往往遮蔽了太多断裂:现实中的洛阳,与其说是“九朝古都”,不如坦率地承认它主要是一个近半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军工城市。郑州或许犹有过之,毕竟这里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仅有城隍庙和文庙而已,而即便这两处,一度也疏于保护,在2000年修缮前,郑州文庙已仅残存两座大殿。想来部分也因此,早些年的郑州城市地图上都很少标出本地这仅有的两处值得一提的明清古迹。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现代郑州随铁路贯通而勃兴时,它是一片无历史之地。虽然“郑州”之名由来久远(“郑”原在今陕西华县,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郑人乃分两支出奔,一支在河南建立郑国,是为新郑;一支南逾秦岭,即今汉中南郑县。唐宋时的几百年间,“郑州”在陕西而“郑县”在河南),但那大抵就像两河流域的那些古城一样,除了少量文字记载和一些文物残片,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并无延续性。作为古都的郑州乃是一项现代发明,和它的红色传统一样起源于1920年代,那些年里接连了发生了几件对这座城市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同年北洋政府正式将郑县辟为商埠;1928年冯玉祥改郑县为郑州市,其城市地位首次得到承认;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和1928年发掘殷墟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的诞生,正是这促成了后来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郑州对自身的重新认识。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铁路、公路网建设中,郑州与北京、武汉是最明显的全国路网枢纽,也极大地得益于此。铁路连通后它一度在经济上依附于汉口,但陇海铁路的延伸和1929年起的世界大萧条打击了汉口的转口贸易,原本集中于郑州后沿京汉铁路南运的陕豫货物改道向东,郑州渐渐摆脱汉口而自成一大都市。1934年,张恨水在《西行小记》中说:“在三十年前,郑州火车站边,不过是几十家草棚子而已。现在可了不得,一望也是几层楼的高大洋房。……你若是西行的人,到了郑州,就得想一想,有些什么旅行必备的东西,买了没有。假如是没有买的话,可以在这里买齐。因为到了西安,虽然也买的着,有的不好,有的太贵。”他又说:“到了洛阳,就是内地了,一切物质文明,去郑州很远。”——这些都意味着郑州作为新兴商埠已超越洛阳、西安等西部大城市,其对洛阳的优势自此再未改变,所谓“洛阳一条线,郑州一大片”,即指洛阳仅一条大街可称繁华,而郑州则是连绵的城区。1949年郑州全城人口15万,在河南省仅次于当时的省会开封(24万),但很快便在五年后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

在这急骤的现代化进程中,郑州主要被视为一个交通枢纽、货物集散地,乃至鱼龙混杂的人口贩卖中心(据1921年华洋义赈会报告),二七大罢工和总工会之所以能在这里组织起来,或许也是因为铁路工人们在这里彼此都面临着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那时没有人认为它是文化中心,更别提“古都”了。“古都”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这座城市最早的一个段落,但却是郑州三部分自我形象中最迟拼接进来的。

1950年秋,当时的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纬周在城南二里岗一带意外发现部分陶片和磨制石器,经鉴定是商代文化遗存,之后经考古学家安金槐、邹恒等人发掘、研究,推断这一遗址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城市,其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这座城市的历史忽然向前推进了数千年之久,就像埃及的阿拉伯人惊喜地发现金字塔原来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多数学者认为这处商代遗址是商代早期“汤始居亳”的亳都(现商都遗址公园的浮雕墙便以此为准来展现想像图),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这一商代都城的城墙平均高10米,宽20米,周长6960米,面积约3.2平方公里,比明清郑县县城(按传统规制“周回九里三十步”)还大1/3,按1万劳动力计算,以当时的工作效率每天劳作10小时,安金槐估计须18年才能夯筑完成——与此相比,安阳殷墟却没有城墙。

郑州商代遗址在1961年被公布确认,1974年郑州也因此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受到重视,至少直到1980年代初,在商代城墙遗址上玩耍仍是当地少年常有的事。迟至2003年10月版的《郑州市交通图》上,老城东南角“商城遗址”旁还标着“市第二变压器厂”。但就在这一年11月,郑州发出了“列入中国八大古都的倡议书”,并于第二年被中国古都协会认定为八大古都之一,此后又加入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现在,在商代亳都都城遗址的汉白玉碑文上,郑州已自称“可谓当今世界年龄最长之都市”。一个历史浅短、火车拉来的城市,忽然之间凭空多出许多“文化积淀”来,这正如湖南株洲对神农的推崇一样,是一种受焦虑感驱使的需要。所不同的是郑州更迟才捡起这份天降的礼物:“郑州商代遗址”的石碑是2011年1月1日才立的,同年宣布将围绕“中国早期历史文明”这一主题建设25个考古遗址公园及10个国有的博物馆(其中包括投资5.6亿元建设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工程),最终合成一个完整的环状城市中央公园。

作为这一计划一部分的商都遗址公园,已于2014年12月20日开园。那天午后过去,远远便看到黄土夯筑的城墙,门口横着几辆农用车和摩托车,入内一看,粉墙上大致介绍了下商代遗址的规模、形制和宫殿复原图,旁边两棵树之间拉起一根晾衣绳,挂着几件衣服。除了浮雕墙上的商代场景想像图、玄鸟广场,整个公园和一个普通的城市新公园无甚差别,树木尚未长成,草皮也未植好,而往来的市民跳广场舞、抖空竹、放风筝、聊天、散步,大概也无人会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只是觉得园里那些商代的文字和符号看上去比较费解罢了,和自己并无实际的关联。在老城另一头,近人民路的商代遗址公园建成早得多,中央一个青铜铸鼎的基座图案上,画满了不少涂鸦。作为商都和河南省会,郑州对商代文明的符号可说也用得不少:人行道上大大的甲骨文和玄鸟符号、地铁里每一个站台上的红色饕餮纹、河南博物院大厅里的人与双象铜雕(“豫”与“象”有关,原河南教育出版社也因此1983年更名为“大象出版社”),到后来都让我怀疑,自己入住的那家装饰风格浮华的酒店外部一排的大象石雕,或许也是有此意味。不过要让普通人理解远古的商文明毕竟是太难了,大体可以设想,这些文化符号渗入市民生活的程度,还远比不上杜甫诗歌对成都人的影响。在这里,历史不是仍活着的传统,而是有用的象征符号。

真正与人们的生活存在有机联系的传统,是那些距离年代近得多、但被遮蔽的传统。把一个广场命名为“玄鸟广场”、立一块商文化的浮雕,并不能就此让人体会到这一距离年代已极为久远的文明,对现代人来说,这差不多就像是陌生的异文化。就连拍婚纱照,人们也宁可选在文庙的乡贤祠前,而不会在商代城墙遗址之下。文庙和城隍庙是郑州古建筑的孑遗(看老地图,清末民初文庙东还有祖师庙,城隍庙两侧亦有岳公庙等,现皆已不存),只可惜那天去得迟了,时近五点,刚好吃了个闭门羹。在周围看看,这一带几乎是所谓“传统文化糟粕”的聚集地。在旁边的街巷里过去,多是这样的招牌:观香、慧智堂、妙凤佛香堂、道家武当山命运风水,路口一家店招牌上写着大字:“宗教用品超市——佛教用品一站式批发基地”,而城隍庙西侧则是一家“禅缘山舫佛教用品”。这些店经营的门类十分广泛,其中一家标示着包含“观香预测、开光安神、看治邪病、婚姻爱情、官运财运、阴宅阳宅、求儿求女、指点迷津”等等。在城隍庙西墙外的“纪公园”(郑州城隍庙供奉代刘邦而死的纪信)是个小小的街心花园,坐满了在那摆摊设点的半仙们,倒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请他们指点迷津,其中一位三绺长髯、胸前挂着“中华易经”的半仙向我招手,“我帮你看看”,我本能地躲开——不过事后后悔了,我本该停下来听听他会讲些什么的。

老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它的回民区。郑州老城在行政上便属于“管城回族区”,但现在2万回民仅占总人口的不到1/30。全国城市共四个回族区(郑州管城、洛阳瀍河、开封顺河、呼和浩特回民区),河南就占了三个,且都是老城;而中国139个回族乡镇中,河南也是最多的省份(21个),许多县城都名为“城关回族镇”,可以想见明清时来此经商定居的回民遍布中原城镇。现在,这部分历史在“中原叙事”中也找不到位置,只有在老城隐蔽的角落里还能不时看到清真标记——大多是星月楼、闪高兴丸子汤、马东羊蝎子这样的各式饭店。在北下街清真寺内,墙上贴的一张告示要招女服务员,括弧里注明:“限回族”。时当午后,院子里有几分冷清,高处横挂一块匾额:“认主独一”;屋里的地方则是一块旧匾:“远瞩西域”。往里去是清真女寺,我知趣地停住脚步。台阶上一个中年男人已注视了我很久,我上前询问他能否上楼看看,他点点头:“可以,可以。”

屋子里十分幽暗,墙边的黑板上写着“煤水电乜提”(即“乜贴”),里面停着一个带星月标记的钢制棺木,上书“复命归真”,外屋的墙上还详细写着Muslim的丧葬制度及殡仪指导。在一个高挂的框里写着一段文字,题为《暮归——写给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分为“迷茫”、“沉湎”、“渴望”、“召唤”四节,其中写着:“这是被毁的一代人,这是被误的一代人……离群的羊啊,快快返队……谨守功课,共赴天堂”。空旷的底楼角落里坐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我向他问起有无年轻人来此礼拜,“很少,”他摇摇头,沉吟了下又说:“(几乎)没有。都是老人。”随着城市的扩大,年轻人不少也搬迁到了新城去了,而那里则几乎没有清真寺。后来在人民路的闹市中听到路边的喇叭高声叫卖菩提子:“全部十块,送亲友,有档次!”忽然想起一路上看到对革命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的重申,以及北下街清真寺里这位老人的神情,此时隐隐觉得,那或许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在汹涌而来的世俗化浪潮面前,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失落,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真空状态,于是回族老人转而重新皈依,而许多人则在红色传统崩坏之后,匆匆寻求城隍庙前的半仙们指点迷津,以至于不要说卜算测字,连念佛用的菩提子也成了一门生意。

在以往的岁月中,郑州一直是一座红彤彤的革命之城,1958年正是在郑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在大跃进和文|革岁月中以激进和极左著称,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迁出北京时,首先考虑的迁移地点并非后来落户的合肥,而是郑州,但却被河南省领导视为一种麻烦和难题而加以拒绝——他们后来追悔莫及。矗立在市中心的二七塔便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郑州地标和象征——某种程度上至今如此。它对郑州的意义,相当于上海把外滩、人民广场、五角场和徐家汇加在一起。参观二七纪念馆,不由让人感觉这像是共|产|主|义版本的二二八事件:一群人们组织起来对抗暴政,里面满是“劳工神圣”、“争自|由争民|权”的字眼。考虑到对这个自称是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来说,二七大罢工是其为数不多的成功领导工人运动事件,那它的特殊意义也就不难想见了。馆内的陈列表明,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1921-22年间各工会组织的15次政治活动中倒有8次是在郑州。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罢工领导者项英(他也是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陈列中几乎未被提及。

作为郑州的地标,二七塔至今仍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但不少人的目的看来只是为了登顶环顾市区——他们在塔顶停留的时间远比在展厅里长。这座建筑充满了象征符号:结构是两个五星并联;占地1923平米(寓意“1923年”);高63米,共14层(寓意“二七”);至今它的正点报时音乐仍用《东方红》,顶部高挂着一个五星标志及“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大字。这座塔原先本是郑州物资交流骡马大会的会标,从老照片上看是绿树成荫的街心环岛中的一座木塔,1971年夏倒塌后,市政府立即决定建一座全新的革命纪念塔。其时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7月1日开工兴建,仅用89天便告建成(相比起来,2010.4-2012.7的修缮花了两年多时间)。推动建造该塔的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是16岁入党的江苏涟水人王辉,他在主政郑州之前原是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兼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为了迅速建成,他把当时在荥阳下放劳动的留美建筑师林乐义请了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塔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仿佛红色之城中的革命灯塔。如今,它被四周的闹市和商场包围,变成国美、永乐、苏宁、五星各大家电卖场的在郑州的主战场。它像是商业化浪潮下最后的堡垒和岩礁,甚至有如长错了地方而困在汹涌人潮中不知所措——看你怎么看待它。馆内江在1993年的题词调和了革命和发展主义:“弘扬二七革命传统,争做四化建设先行”。郑州也许比其它地方更能体会这个戏言的内涵:改革开放是“洋跃进”。建造二七塔的总指挥王辉活到87岁高龄才于2010年去世,当时郑东新区CBD已大致成形——CBD这个拉丁字母组成的城区名称竟然能在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中出现,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想来王辉于此也颇有沧海桑田之慨吧。

看1981年的《郑州交通游览图》,当时郑州市区还只80平方公里,人口80余万;地图上多是颇具毛时代特色的路名:人民、建设、解放、农业、文化、和平、幸福、纺织、向阳、红卫、胜利、东风、群众、友爱、互助;连管城区也都仍叫“向阳区”,它比开封顺河回族区晚了三年才归复旧名;现在已属闹市的燕庄,当时还是郊外村庄。1984年批准的郑州市总体规划规定近期人口85万人,远期人口100万人——但实际上第二年人口就已达到100.31万人,成为河南第一个人口破百万的大城市。到1997年的《郑州市交通旅游图》介绍,市区面积已扩张到117平方公里,人口169万;原解放路的东段归复旧称“西大街、东大街”,红卫路则更名为“太康路”和“商城路”;我这次在郑州入住的酒店所在的英协路,当时在地图还不存在,而只有“制革厂”和“化工三厂”,如今标着“富士康集团”的地方,当时则是“东方游乐园”。到2003年版的《郑州市交通图》上,终于出现了“郑东新区起步区”,几年前的东环道已改称“未来路”(但一零七国道还要再等几年才改名“中州大道”),出现了大量“世纪”、“经开”(现已编号到“经开第二十二大街”)、“开发区”这样的地名,以及后来的“CBD”、“商务”——直到1999年版的《河南地图册》郑州城市图上,现在郑东新区(CBD及龙湖)一带所标的都还是马庄、张花庄、八里庙、郑河、小营、霍庄这样的地名。

现在,乘坐新通车才一年多的地铁(票价十分低廉,4站内2元,11站内3元)可直达郑东新区CBD。它看上去与其说像郑州的一部分,不如说更像散布在中国其它城市的同类:苏州新区、滨海新区之类。这里是郑州的新地标,暗示着这座城市对自身未来的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乌托邦。环中央的如意湖一圈都是体量巨大的展示性建筑和高楼,在夜间熠熠发光。我一位同行的上海同事对郑州无甚好评,但看了这里却赞不绝口。郑东新区于2003年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正是现任国家总理),占地3.4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CBD超过了郑州老城的面积,规划起点很高,以至于郑州人一说起“新区”,基本就是指郑东新区,虽然郑州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搞一个类似新区的东西(名称可以是高新区、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航空港区等等)。2010年,这里被一家美国网站“商业内幕”评为中国最大的鬼城,而在此之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份报告也发现郑东新区的商住房空置率超过55%,老城六区则在20%左右。“鬼城”之称一度让地方官乃至郑州人十分不快,近两三年来郑东新区看来也确实渐渐活跃,至少晚间看去,并非漆黑一片,而且地价极高:2014年郑州拍出的四块地王,有三宗在郑东新区的龙湖板块;就在我去郑州之前不久,还有一篇题为《中国最大“鬼城”逆袭:郑州新区房价超1万5》的报道,不过机场的灯箱广告也打着“首付10万入住郑东新区”的标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十二座鬼城的榜单上,三分之二都在北方省份,其中河南就占了三席(郑东新区、鹤壁淇滨区、信阳新区),这大概也与北方省份的政府力量往往更加强势有关吧。

夜晚在如意湖边小坐,回想在郑州的所见,竟不由记起饶勒斯的那句格言:“革命是野蛮的进步形式。”这个光怪陆离、野蛮生长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河南乃至中国的缩影。它对自己真正的民俗传统予以遮蔽乃至摧毁(像堪比北京天桥的郑州老坟岗,现多已不存),红色经历则尴尬地搁置,在转向另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乌托邦的同时,又捡起一些有用的历史文化符号作为点缀。历年来的地图上对郑州这座城市的简介也因而不断改变。1960年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只称郑州“市政建设在突飞猛进中”,甚至都未提及其商代遗址和红色传统;文|革期间的《中国地图册》则费许多笔墨重点突出“郑州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而对其商代遗址仍不着一字。1981版的《郑州交通游览图》则以二七塔为标志,介绍人民、碧沙岗、紫荆山三处公园,提到“郑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奴隶社会的商代中期就已形成城市。一九二三年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在这里爆发,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金水河横穿市区,一千余万株树木绿满了街道,昔日黄沙弥漫的‘风沙之城’已经变成林木葱茏的绿色海洋”,突出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生活和群众文化。1997年版的《郑州市交通旅游图》则表露出极强的新时代气息,封面改用高架道路和大楼,下面一行大字:“让世界了解郑州,让郑州走向世界”,并指出“郑州市越来越显示出贯串东西,连接南北的的重要地位。郑州市已逐步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城市和商业金融中心以及国内外商贾云集之地”,这里对二七大罢工只字不提,所配的11幅小图中倒有7幅是在介绍郑州的商场(其中5个在二七广场附近),特意点出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经营品种近40万种,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购物中心之一”,二七纪念塔的小图则被放置在最右下角。2003年版的《中国地图册》上终于提到“郑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是商代都城”、“郑州是我国主要旅游城市之一”——这个头衔连开封和洛阳都没有。而如今,2015年1月北斗最新版《2015郑州城市地图》上则介绍它“曾经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承载着璀璨的千年文明,现在的郑州已洗尽铅华,在时代的推动下孕育出新的繁华”。

“孕育新的繁华”是事实,“洗尽铅华”则未必,现在可能正是郑州历史上“铅华”最浓厚的时代。听当地人说,要在这里做生意,就得先把客户伺候舒坦了,而那通常并不意味着精神性的享受。在我们所入住的酒店,在门廊和装饰上都可看出充满了浮华气息——但进入房间,桌上的盘子里还是放着方便面、榨菜和火腿肠,以及两盒避孕套。在郑东CBD,满是以“商务”打头的路名和“财富广场”、“财智广场”,虽然CBD本身就是“中央商务区”的意思,但对金钱的欲望如此不加掩饰,大概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在审美上,那表现为一种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推崇和巨大空间的喜好,以至于建筑物看起来也无意谦卑。要进入河南省艺术中心参观,首先得爬41级台阶,至于它的无障碍通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进去也得先经过两级台阶,并且即便如此,我过去时发现它也锁着。

不论郑州想要给人留下古都、革命圣地、绿城还是未来之城的印象,它在一些细节上的粗疏恐怕会首先让人感觉到:它在管理上仍不能算是一个已达成现代化的城市。新郑机场及其周围虽然比十多年前繁华了许多,但机场内的管理却颇为混乱;市内过马路时的交通规则也遵守得不好;但最让人不快的则是当地的出租车。机场到入住酒店31.4公里,打表80元左右,加过路费也不过90元;但当我们深夜抵达时,一拨同事花了170元,而我们则被索价160元。司机且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打表。也不打票。要不你试着找找哪辆车能打票?”——后来才得知,全郑州10,608辆出租车,能机器打票的仅有100辆,且是新投入试点的,因此即便在市内通常也最多只能打表而不能打票,国内省会城市中大概仅此一家。据说一些帮派甚至垄断机场出去的出租车服务。后来一位司机跟我说:“你去郑州站、郑州东站看看,都是黑车拉客,管理人员就在旁边。你问他管什么?他就管住正规车辆,管不住孬人。我们这正规车也可恼哇,我们只能排队,那些黑车不管,他们每月交五百,套牌的有交一千多的,跟管理处的都勾结好了,管理处的小助,一个月薪水两千多的,都开陆虎和跑车去上班,你说有多腐败?要遇到领导检查了,他们跟黑车司机发个话:今天别出来啊。郑州人抱怨了多少回了,最后都不了了之,真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呢。”他咧着嘴笑:“郑州出租车是最乱的,你要问,怎么这么乱?如果遇到正规车司机,那心里堵的苦水倒不完,如果是黑车,那——‘郑州都这样儿!’”

也许在这一点上,它也是中国的缩影:规则不那么重要也不大被遵守,人们凭借一种灵活的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生存,并且,它的一切都总像是处在一个进行中的、尚未完成的状态。那是一种新的”不断革命“。



Source : Douban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