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 and revolution (6) – 组织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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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祇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祇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祇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飚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祇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祇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 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招牌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至于结果,呵呵呵呵,这就是现在这些开始醒悟的人所说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被“异化”了,我们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暴政,却得到了一个更加滑稽的结果。

那么这种异化,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多数仁人志士的初衷,会被少数的寡头所操控?为何理想被强奸,以至于要把大家的祖国带进这样一个叫“新社会”的隧洞?这些问题,我逐渐从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来我继续说大伯的如烟往事–



Source : 21ccom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