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don’t Chinese liberals support feminism (2) – 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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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前述的自由主义面对差异的短板,中国自由主义照单全收。然而,如前文所述,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又有亲和的一面,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在历史上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起到了扩权作用,正如奥金所说,自由主义对等级制的拒绝和强调个体自由与平等,对于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18]。此外奥金也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设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总之,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有利于接纳女权主义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权主义的价值与方法论,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是这种修正的努力。

 

 

自由主义理论家中,与女权主义有着较多“重迭共识”或者至少是对话基础的,首推德沃金和罗尔斯两位。然而,这两位因为其对实质平等的强调,却基本上被排除出(大众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视野。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如秦晖就力图调和左右立场形成共识;但通过新兴市场化媒体和网络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较集中于自由至上主义。

 

 

我认为秋风 [19] 所描述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实。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推崇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等原则,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传播的原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左和右的风险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媒体上反思乌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国大革命,仍然能够有一定言论空间;以反思文革、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为起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备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重点不免集中在个人自由和警惕利维坦,将平等、社会福利视为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实验的产物,予以回避。

 

 

譬如,任剑涛认为 [20],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 [21] 强调社会公正,兼顾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容易响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者更接近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便加以采纳。他从西方先自由、后公正的“历史—逻辑次序”,推断中国也必须在有了自由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宪政——之后,才能继续考虑公正的价值。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了人权才会有女权”(在这一点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同男权共产主义者如出一辙:“先有阶级的解放然后才有妇女的解放”是男权共产党人的经典论点)。而刘军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立场更是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周保松推崇罗尔斯正义理论、批判市场对自由产生妨碍,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者,而笔者也曾耳闻一些自由派媒体人认为罗尔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一些自由派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的标签,或不假思索一定要从社会政治蓝图中排除的选项)。

 

 

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22] 辩论中,自由主义被自己的敌人塑造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相对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平等和社会福利是“左派”禁脔 [23]。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在资源分配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市场”,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充满警惕与怀疑,唯恐带来共产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复辟,却不能理解,在威权国家一手缔造的既缺乏独立性又缺乏足够社会规制力量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下,社会公正不仅对于每个个体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国家顺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精英色彩十分浓厚,刘军宁和任剑涛在最近的讨论中都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精英的作用。譬如,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让刘军宁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在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财产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继续度蜜月。” [24]

 

 

也许是来自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收编和迫害历史的寒蝉效应,尽管企业家群体热衷于与权力结合让他们失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阶级认同:他们假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虽然比较政治研究证实了这并非普世的历史规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而被支配阶级联盟的发展和动员促成了民主化。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变革的观点,似乎是要为了理论的纯粹性和逻辑的统一,必须舍弃现代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更为贴切的论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纯正古法工艺”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既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互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刻板地从政治自由角度思考当下问题,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体面对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忽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综合手段和多元的社会力量。

 

 

政治经济精英主导和统治的社会改革蓝图,不考虑公正的自由民主,回避福利的有限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人的愿景?这个蓝图对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有排斥性的;对于坚持女权主义立场的人,它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屈从地位,注定她们与同阶级的男性处于不同的竞争起点,无法从“纯粹自由市场”中得到平等机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劳动力和人的(免费的)再生产工作,必然使她们有更加迫切的社会福利需求。并且,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压迫是通过不同的压迫力量——如政权、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交迭——而实施并且合理化,对等级制的不再追问和阶级利益上的保守,意味着这样的改革方案并非诉诸于所有人的解放,而仍为特权留出空间;无论是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研究,女权主义都强调个体的意识觉悟,强调主体性和赋权,也就是说,强调每一个公民广义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着非民主。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在公民维权行动领域的行动者,都在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学者在大众传播上的努力,确实启蒙了公众;在公民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与自由主义有着重迭共识:希望有一个问责的政府,有着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力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法治体系。然而,这些维权实践背后的理论脉络非常多元,工、农和女权主义运动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公平贸易、小区合作经济和环保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都超过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述的范围;并且这些运动本身的理念和形式,都强调公民参与而不是精英治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也许应该针对公民行动,寻找真实存在的社会变革力量,并从她们的实践中形成本土政治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

 

 

中国民间女权主义的重新出发,跟1995年世妇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有直接关系。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论坛,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间妇女组织,这次会议也带来中国当代NGO的滥觞。世妇会的档次以及相关交流机会,促进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会为主的国际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的高校学科体系中设置性别学程;另一方面,无论是妇联系统,还是新生的妇女NGO,都受到国际资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人权框架和NGO国际参与的态度,第四次世妇会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官方发现,非政府组织论坛最后并未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责难,反而是反对西方霸权的一个平台。因此,女权主义和NGO的发展,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基于策略的讲和 [25]。从此之后,中国的NGO主要是利用国际法框架,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女权行动领域,主要是利用中国在1980年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审查机制,与官方的妇联系统合作,在不同领域增进妇女的权利。

 

 

《消歧公约》要求实质平等,并要求国家承担消除歧视的责任。无论是关于国家消歧责任,还是基于平等与人权的行动方案,大多来自国外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就是说,当代女权主义行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当代自由主义,却不被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认可和重视,这是值得警觉的吊诡,也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与国外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落差。遗憾的是,即便是《零八宪章》,也并没有明列国家反歧视责任条款。

另一方面,除了自由主义的主轴,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行动领域也呈现了多元态势——既有政策倡导和立法游说,也有针对基层妇女的各类经济赋权和小区参与项目,还有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改造,以及独立发展的跨性别运动。这种多元共存的生态,导致了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同女女权主义 [26] 等在中国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的女权主义行动和理念,在中国被同时存在、但侧重点不同的女权运动仿效和在地化。对于女权主义希望争取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复合的人权”,大陆自由主义的论述与之鲜有交集。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党内决议文的党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之一。加上政府对国际社会有着促进人权和消除歧视的承诺(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对政府以合作为主问责为辅(或者说以合作取代问责;除了去年刚刚兴起的“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一系列问责与针对大众的倡导行动)。这是目前政治架构下的策略——“在朝”比“在野”的政治力量更有动力维护性别平等。一方面高层次、全国性的政策、立法倡导项目都要嵌入国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识型态,并主要由妇联组织出面,在妇联系统、国家控制的学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少;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在目前基层小区受控于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赖妇联的组织体系,去进行各种基层妇女经济赋权、小区政治参与和法律维权等项目。

 

 

因此,中国女权运动尽量避免政治化,女权主义学者在体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对既往体制资源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安全的合作;体制内主要的追求妇女权利的手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体制内的女权学者无法提出与体制不同调的制度设想,女权运动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制度论述,因此,从政治哲学高度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对话的非常稀少。当然,这种与政府既有协商、又有紧张的“嵌入式行动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 [27]。

 

 

女权主义本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性别平等政策和立法倡导项目运作过于“国家化”,动员群众不足,是全社会包括自由主义社群对其不了解的原因。

 

 

中国女权主义目前面对的两难,一边是选择与国家合作——这意味着国际法架构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对政府的有效问责途径,并且不被允许动员草根力量而仅充当国家响应国际社会要求的助手,各种女权行动仅仅停留于“项目”层面,无力促成妇联和政府系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机制保障;另一边是要求政治改革,依托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女权议程。不过,这并不是目前的中国妇运的选择:政策法律倡导者希望与政府取得互信;部分持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学者和参与第三世界国际行动者对西方霸权疑虑重重;草根NGO只希望夹缝求存,中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处于阶级、性别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们遗忘最多。

 

 

制度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对社会缺乏响应性的政府和妇联组织难以被民间女权行动改变,甚至妇联系统本身仍然缺乏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帮扶对象”的意识,工作理念和手法反而强化男权观念;而法治和基本政治自由的缺乏,也让女权主义备受掣肘。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如马小朵在北京城郊的流动妇女小区服务机构在奥运前后不得不停止工作;又如艾晓明教授出于关注女村民政治参与的初衷进入广州郊区的太石村,最后却成为这一村民自治运动中最后一名被歹徒暴力威胁和驱逐的历史记录者;再如女权律师介入上访者李蕊蕊被非法拘押访民的黑监狱看守强奸案,却带来她们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女权行动者的故事表明,一旦跨越“帮忙”而涉嫌“添乱”,进入卖血感染艾滋、计划生育野蛮执法、基层民主或者访民等政治敏感的议题,妇女权利要求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将性别平权的原则一以贯之,那么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男)人在一种 “亡国奴”的焦虑状态中,在自卑与自强的交织中以西方为师,并且强烈批判传统父权文化,这使得女权可能成为西方先进性的一部分被接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男女平权曾经是大多数辛亥到五四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至少在台面上对于“建国问题”的共识;女权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各种国家论述,提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政治方案。

 

 

而在今天,尽管民间女权运动的国际法框架、相关论述以及诉诸于政策法律倡导的行动取向,主要是凭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但几乎从未得到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相反,希望政治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阵营,将性别问题排斥于“建国问题”之外,暧昧地维持现状,甚至支持传统父权的复辟。这种状况的延续,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一半人口的平等权利主张悬置——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女权主义应该发展出怎样的一种政治论述,来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不足进行批判?

 

 

在中国当下的脉络中,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以及自由主义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辩论。权利、平等与自由的理念、民主宪政的愿景,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垄断。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固执他们的父权、异性恋中心和亲资本的阶级立场,那么他们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动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种对更合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想象。

 

 

 

※ 感谢很多师友为我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她们是:王政、沈睿、宋少鹏、张念、周保松、董一格、钱永祥和《思想》的编辑李琳。由于时间仓促和知识储备有限,我并没有达到她们的期待。但我深深感谢大家的帮助,并声明为本文的所有错漏负责。

 

 

[18] 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and Gender: An Unfinished Debate,”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2, Issue 5, 2004.

[19] 姚中秋,《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1年8月号,总第126期。

[20] 任剑涛,《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定位问题》。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7.html?page=1。 上网时间:2005年6月15日。

[21] 任剑涛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指的是以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或称“左派自由主义”。这一词很容易跟当前常见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请读者注意分辨。其实,强调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早已存在,指的是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初期由格林(T.H. Green)等人所开启的政治思潮,着重社会权利与社会议题,抨击放任资本主义的种种流弊,奠定了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今天新左派很喜欢批评neo-liberalism,却不理会new liberalism,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

[22] 我同意中国新左派更接近国家主义而非自由左派的看法。

[23] 但是徐友渔跟朱学勤数次表示,最早提出社会正义问题的乃是自由主义者。参见徐友渔,《我亲历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回顾、感想与心路历程》,《天涯》,2012年第5期。

[24] 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思想聚会之四”。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571062.html。上网时间:2012年11月15日 9点23分。

[25] 见Wang Zheng,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SIGNS, Autumn 1996.文章描述了世妇会前后中国政府对于NGO的态度摇摆过程,世妇会NGO论坛的反美帝国主义倾向减少了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顾虑。

[26]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泛指19世纪初叶以来,主张妇女解放必须通过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全面性社会改造才能实现的女权主义思潮。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是形成于1970年代的,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批判父权制和第一世界女权主义双重霸权而产生的女权思潮,其核心理念是认为性别压迫是与其他压迫形式如阶级、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不平等浑然一体。而同女女权主义则产生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这一女权流派对主流女权主义理论对于异性恋霸权的盲视提出批评,并认为异性恋霸权是父权制的重要支架。同女女权主义对主流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都有着分离倾向。

[27] 参见Peter Ho and Richards Edmon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Routledg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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