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model should promote social reform – 中国模式须推动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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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曾探索中国模式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指出,中共应重视推动社会改革,才能推动政治改革;中国要建立消费社会,让底层群体转换为中产阶级;中国不能成为货币主义国家,慎防出现右派的专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长年关心、研究中国问题,撰写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获选为二零一零年亚洲周刊十大好书,《中国模式及其未来》则继续上一本好书的话题,探讨中国模式的优劣。他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尖锐文章引起中国政府官员高度重视,为中国制订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提供了参考意见。

举世注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落下帷幕,关系中国命运乃至影响国际的中国改革力度和措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郑永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些方面与我思考的相吻合,有些方面还有很多思考的余地,赞同的和比较失望的都有。」

三中全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郑永年认为,这一论述突出了市场经济,这是全世界人类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这次公报间接回答了很多重大问题。经济体制怎么改革?国有企业如何改制?报告强调了市场化但不是私有化。我觉得这是方向。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土地私有制,印度也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转变。但私有制不见得能解决发展问题,实际上还是市场和竞争最重要。这方面符合我的历来期望。」

三中全会前,宪政问题一度成为各方激辩内容,左派不主张中国实行宪政,郑永年问:不要宪政要什么?世界上人权皇权时代结束了,除少数几个国家外,谁都要走宪政之路。孙中山、毛泽东都要搞宪政,没有搞成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理论上都没有否定。毛泽东五四年为什么要搞宪法?八二年搞什么宪法?搞宪法就是要搞宪政。郑永年说,自由派要的是西方式宪政,要三权分立、多党制。从理论上观察,西方式的宪政,除了西方外,在亚非拉都没有好的结果。「这次也间接回答了,不会如左派那样不搞宪政,也不会像右派那样搞西方式宪政。还是要维护宪法,坚持法律的权威、程序的独立,这些没有回避,这是可以探索的。程序独立可以作为开端。新加坡一党独大,但它的司法有公正。」

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改革的肯定,但郑永年认为,在社会管理、建设方面有缺陷。没有将社会治理作为很大一块,而是分散在各个部分中。「如果将之整合在一起,我觉得方向会更明确。」

这几年上海、北京、广州在社会建设方面开了头,如扶植社会组织、培养非政府治理力量等。三中全会前中央还专门召开了公共住房的会议,作为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但在三中全会报告中反映不够。郑永年指出,中国现在走的道路特别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美国,而不像东亚。他认为,东亚比欧洲更成功,欧洲走了百年历程,东亚早前的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用二十多年时间就走过来了。

东亚更是社会成功

一般学术界把东亚模式看作是经济模式,郑永年觉得:「东亚诸国的成功,不仅是经济奇迹,更是社会奇迹。日本、亚洲四小龙,不到三十年的发展就把从贫穷落后提升为发达的经济体,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他们的社会奇迹。」欧洲有惨痛的历史教训,郑永年说:马克思批评欧洲搞原始资本主义,像中国今天关心的GDP主义一样,结果欧洲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你强调利润,讲的是剥削,工人运动就出现了,暴力持续多年。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卑斯麦搞社会保障法,英国、拿破仑都与此相关搞社会保护法。我不觉得他们搞社会保障是为社会利益,而是为资本的利益。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本身不是资本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发展的逻辑,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日本、亚洲四小龙政府搞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时候,亦主动搞社会建设。日本创造了社会的奇迹,搞各种社会改革,终身雇用制、工资倍增计划等;新加坡公共住房、劳资关系等社会政策;台湾、香港都一样强化了公共社会服务。郑永年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型没有遇到欧洲的情况,是因为它们搞社会改革,社会改革的成功才导致政治上的成功。

当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时,才有民主化基础。郑永年指出,当无产阶级还在起主导地位时,你搞民主就是劣质民主。你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你的目标又是要消灭无产阶级,把他们转型为中产阶级,到那时的政治转型至少是和平的。「香港、台湾天天在游行,没有打砸抢。中国一游行就是打砸抢。中国人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自己有车有房,你不会去烧人家的车房。台湾、香港都在民主转型,我想不会有大的暴力行为。中国今天要民主化,不可避免会有暴力行为。」

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都着墨经济,郑永年认为,十六大以后,随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改革放到议事日程。十八大前正式提出社会建设,有了概念了。「但这次强调不够。我觉得,这届政府依然是经济主导,跟朱镕基时代没有区别,社会建设方面,胡温是有贡献的,低保、公租房等都在做,远远不够是因为没有突破口。这届政府应该继续做,我认为如李克强所讲,市场导向做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没有问题,但更要做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没有突破口,中国仅有市场化发展,麻烦会更多。」

社会领域的改革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升级版的经济应该通过社会改革来完成,郑永年主要强调这个观念。他认为,经济转型要建立消费社会,没有社会改革,如何建立消费社会?中国人为什么把存款放在银行,不敢用钱?就是要防止房奴、孩奴,一家有人要看病说不定就是倾家荡产。在西方的社会政策中,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是同一概念,可以互相替换的。「西方中产阶级第一位是企业家,马克思说是资本家,但最大群体是工人阶级转换成中产阶级,一方面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政府的社会政策让他们保有财产,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四小龙都是这样实现的。」

习近平提出:不要以GDP论英雄。郑永年认为这很好,但如何转变思路是关键。很多地方领导还是考虑GDP,「没有社会改革的发展,会变为右派的专制,你可以强行经济改革,如过去拉美发展用行政力量那样,但没有社会基础。加上现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会出现只有富豪和穷人没有中产阶级的社会」。

亚洲四小龙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产阶级达百分之七八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产阶级大约仅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中国创造那么多财富,去了哪里?郑永年说,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货币主义社会,是GDP产生的。GDP越来越高,中国人的财富却越来越少。「我们讲财富,是青山绿水、地下的宝矿等。现在中国人把所有的都转为GDP,换为货币,但又没有改革建设,留不住就流出去了。世界各地到处是有钱的中国人。你没有自己的中产阶级,财富都跑掉了。少数富豪下面就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非常不稳定。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改革担负建设中产的任务艰巨,你不把它放在首要位置,社会就不稳定,光靠暴力来对付是被动的。」

造就中产阶级之途

中产阶层的建立不是靠GDP,而是靠社会改革。既要创造财富,又能把财富留住、分配好,才能产生中产阶级。现在创造财富,但流走了,只有一小部分的利益集团留住了,拉美、非洲都是这个结果。

郑永年指出,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机制是不会保护财富的。要保护财富,必须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推迟,政治改革也会推迟,当然也有可能早到。那就不是温和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是谁都不希望的,却会来!」这是郑永年对三中全会的总体看法。



Source : My1510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