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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Magazine Issue #1 – Senses/感知
Key Authors and sources
China 30s (innovation, new generations)
Cui Weiping (history, philosophy)
Feng Qingyang (business, economics)
He Weifang (law, government)
Lan Ran (aesthetics, travel)
Li Yehang (religion, philosophy)
Li Yinhe (emotions, gender)
Muran (philosophy, politics, media)
Wei Zhou (history, travel)
Xin Lijian (economics, politics)
Yu Ge (philosophy, society)
Zhang Tianpan (media, social innovation)
Zheng Yongn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Zhou Baosong (economics, inequality)Topics
art Beijing books business children Chinese overseas city life corruption cultural revolution development economy education emotions environment ethics family fiction film food government health history Hong Kong inequalit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net Japan language law literature love marriage media migration music nationalism new generation new generations new media parents personal story philosophy poetry politics psychology public service reform relationships religion rural areas sexuality Shanghai sport Taiwan travel university urbanism Western China women workSources and copyright –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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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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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thlon changed my view of life – 张惠莉：“铁人三项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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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al arts conceptions of the body – 武林身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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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in my memory, London in my eyes – 我所经历的北京, 我所看到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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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武术，应该没有几个人敢自认为会比赵道新更有发言权（http://baike.baidu.com/view/22909.htm），中国功夫有没有技击性，是不是自我催眠的骗术，不妨仔细看看赵道新怎么看中华神功的。（《赵道新访谈录》 赵道新先生访谈录 赵道新 黄积涛 第一天 黄：(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很刺武术家的耳朵。比如问：李连杰是不是“花架子”？依霍元甲当时的功夫真能打败现代的拳王或搏击冠军吗？等等，你怎么看？ 赵：我早就没有精力和兴致去验证或判断某个人的格斗实力了。其实，几百年来，偌大个中国拳界就已经无力对拳手的 技击本领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与比较了，宣传已代替了较量。但问题是，李连杰先生是学院武星的典范，霍元甲先生是民间拳师的象征，对这两位人物的议论可以 引申为目前社会对学院武术和传统拳术所包含技击性的不信任。或者说，对现存的中国功夫的现代社会价值的怀疑。正因为我们的武士和武术界久已习惯于只能听到 一种声音，故而，异己的观点便习以为常地觉得“刺耳”而不假思索地一律抵制和压制了。 黄：可是，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瑰宝。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公认。 赵；这一观点，你可能是从书上看来的，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而你看的那本书也是从其它的书上抄来的，告诉 你的那个人也是从另一个别人那儿听来的。对于这些诸如此类长期人云亦云的说法，有的人觉得天经地义，有的人因畏惧某种无形的恶势力而“难得糊涂”，但是， 真理却不一定在多数人手中。如果你没有在世界范围进行过普查或民意测验，怎么能说“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了呢？在你那个“不容质疑”讲出来以前，怎么 能够肯定我不会说出完全相反的例证呢？ 黄：难道中国的武艺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吗？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承脉吗？ 赵：这要看历史上的武艺与现实的武术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让我们考察一下十三世纪以前中国流行的手搏、角抵、相扑 等技，再来观察一下现今大陆时兴的少林、武当、长拳等术。可以看出，中国拳术的名称未改，承载她的土地未动，传袭她的人种未变。但是，整个拳术体系的模 式、内容、观念和方法，除了那套传抄的阴阳五行八卦说，早已背离了自我，面目全非了。说她发展了也好，退化了也罢。原始的祖国格斗文化遗产与其说被她的后 裔所继承，倒不如说与今天国外盛行的各种搏击术很近似。那么，谁更有资格追本穷源号称“源远流长”呢？再者，格斗是人类原始生存的本能。中国嘉峪关黑山湖 附近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上画有30人练武的场面，而公元前两千年埃及墓穴的墙壁上同样画着扭打的情景。就是说，“历史悠久”也不是唯有中华武术才能炫耀的 专利。可是，武术为什么总爱炫耀她的历史呢？一个二五眼的拳徒总爱把“当年我师傅怎样”挂在嘴边；国际市场上的“力巴头”也爱不厌其烦地向洋人讲解“我们 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昨天的贡献代表不了今天的优越。年幼的计算机是古老的算盘所不能匹敌的。然而，这似乎显露出一种心态。以昔日的荣耀来掩盖今日 的空虚，以过去的强盛来弥补现在的缺陷。一位衰微、垂死的老人会频频想恋和絮叨着他或往日美好的时光，中华武术多年来的怀旧、寻根又说明了什么？ 黄：中国历代都有数不清的人从事武术，人才济济。而且中国有成百上千十拳种，各具特色。您总不能说中华武术的内含不够“博大”吧？ 赵：古时鲁国人举国都穿儒服，可只有一个儒者。现代的中国有千百万人各自拜倒在如林的门墙之下，可谓详洋大现， 可有多少人能够学以致用、在一生的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运动，尤其是像足球那样达到全盛的运动，参与者是由比例很小的运动员和比例极大的球迷 所构成的，而中华武术人员倒挂，习武者多而观众少，可习武者的一般水平又够不上运动员。那些家中摆放着刀枪剑戟的人；那些在公园里一边转着腰一边海阔天空 的人；那些在武馆或操场闻教头的口令而起舞的人，他们究竟算是拳手还是拳迷？他们有多少人能划入你的那个“博大”圈子之内呢？值得忧虑的是，这个圈子内的 人数正在急剧地减少，因为现在的社会能使青年人发泄活力的方式明显增多了。好了，我别无所求，只请你在每次“博大之梦”醒来时清点一下人数，看一看青年人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3/p1020682-115x115.jpg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the eyes of Zhao Daoxin – 武术家赵道新眼中的中国功夫")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the eyes of Zhao Daoxin – 武术家赵道新眼中的中国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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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球侠”赵行德花26万去了23个国家，然后他这么“气”别人说：“当别人总在抱怨现实比梦想残酷时，我却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你从未放弃，现实远比梦想美好。” 瑞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约旦、以色列、美国、墨西哥、古巴、智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当地足球队踢踢球，拍一段在当地地标前面颠球的视频。 文/Iris Tang 编辑/王雅 “颠球侠”赵行德花26万去了23个国家，然后他这么“气”别人说：“当别人总在抱怨现实比梦想残酷时，我却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你从未放弃，现实远比梦想美好。” 瑞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约旦、以色列、美国、墨西哥、古巴、智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当地足球队踢踢球，拍一段在当地地标前面颠球的视频。 赵行德自小热爱踢球，他萌生去各国踢球的念头，就是为了测试下自己的水平，同时满足环游世界的心愿。结果是他发现，在巴西这样的国家，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他跟巴西职业队踢球，不仅跟得上对方节奏，还进了两个球加一个助攻。 不过问他早年是否想过做职业球员，他说没想过。“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训练，和职业球员是很难抗衡的,”他说，另外，“职业球员目前在中国或许也没有太好的发展吧。” 他做事很认真。“工作前两年就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去旅游）了，只是当时还没真正想到去旅行。首先签证就是个问题。我是直到2010年才开始着手查攻略和着手规划行程的。 我会大概计划一下预算，去哪几个大洲。我第一站是去欧洲，因为欧洲的签证是最难拿的，有了欧洲签证去其他地方就相对容易多了。” 更加气人的是，他将在明年年底去太空旅行。 不过如果真的被羡慕嫉妒恨了，环游世界回来的他现在会诚恳地对你说：“人都很像，不管富有还贫穷，这个范围是全世界。肯尼亚贫民窟里的人和纽约人踢球的快乐是一样一样的。” “周游世界这个事情，只是看你当不当真” 问：爱好在你的生活中处在怎样的位置，你是怎样协调工作和爱好的？ 赵：应该说每个人从小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小时候我们家里墙上挂着世界地图，还有一种世界七大著名建筑的挂历，于是就想什么时候得去把这些地方都看看吧。其实周游世界这个事情，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看你当不当真了。你要是当真的话，你就有机会去实现它，你要是不当真的话，你可能就忘了这事儿了。 踢足球的话，其实我小的时候身体非常弱，经常生病，到了初中之后喜欢上了踢足球，于是身体就渐渐好了起来，这也是从踢球上得到的一个好处。有的人喜欢打游戏，可是我觉得游戏打一会儿就感觉无聊了。而踢足球就不一样了，运动之后身体会分泌多巴胺，会让你觉得非常爽。特别是你如果你踢得比较好，那种满足感是没法比的。 问：那中学时期就算是你足球的启蒙期了，那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赵：我是属于踢球很狂热的。那时候老师害怕出安全问题和影响学习，还不允许我们踢。不过我还是每次都去。有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老师知道了有些同学爱去踢球，就一个一个单独问，谁谁谁哪天去踢球了没。问到别的同学的时候，大家会有的说去了有的说没去，只有问赵行德去没去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说去了，。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一定是去了的，如果说我没去的话，就明显是撒谎了，哈哈。 问：大学和工作阶段也这么狂热地踢球吗？ 赵：我做事情是比较认真的，我也会经常去看球，琢磨怎么把球踢好。大一的时候我们得了一个全校俱乐部的冠军。我打进了决赛中的一个制胜球，比分是2比1。我们先进了一球，被扳平之后我就从之前打的中后卫位置压上打前锋，结果进了制胜球。当时就觉得我们在本地就算是踢得很不错的了。就是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是什么样的水平，当然是在业余球员里面。所以我当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要到世界各地去试试，看自己水平到底怎么样。 工作之后也一直在踢，一直保持状态。以前的同学大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踢球，但是我不管多忙都会去踢球。 “发自内心地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让我很震撼” 问：你去世界各地踢球的计划是从大学开始就一直酝酿着的吗？还是突然有什么事触动了你，让你真正开始了这趟旅程？ 赵：从产生这个想法开始，我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也一直有所准备。真正触动我出发的还是当时感到自己的状态在下降，要是再不去实现愿望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以色列出差，在特拉维夫培训，我自己一个人去了耶路撒冷玩了一天。当时就发现其实在国外玩也挺简单的，没想象中那么复杂。同事们还很担心安全问题，但其实那天什么危险的事情都没发生。 问：在哪些国家踢球的经历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在这些地方踢球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赵：作为一个不远万里去那里踢球的外国人，当地人只会感到很新鲜，特别是像埃及，坦桑尼亚这些国家的一些小地方。我在古巴的时候，他们踢轮换制，输了的就要下场。我去踢的时候，大家都没跟外国人踢过，所以特别热情，不让我轮换下场。其实我已经很累了想休息的时候他们还特别热情地让我踢，哈哈。 让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巴西。因为太有成就感啦，我跟巴西的职业队踢不但跟得上他们的节奏，还进了两个球加一个助攻，我感觉自己原来踢得真的不错呀。还有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地方，大家踢球水平都不错，人也非常热情，物价又低，最重要的是环境非常好，在那里感觉特别放松，特别安逸。而且我还晃过了三个阿根廷人，哈哈。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纽约踢球是让我非常震撼的一次经历。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认真和专注地踢球，完全可以说是全神贯注。他们倒地之后马上起身，毫不犹豫，也没有人抱怨。 问：这倒是非常有意思。在普遍印象中，美国不是那么一个为足球疯狂的国家呀他们不是更喜欢橄榄球、篮球和冰球吗？ 赵：应该说美国是一个体育大国，虽然足球不是那里最受欢迎的项目，但是依然有数量庞大的人在踢球。重点是他们的观念就是，你如果喜欢一件事情，发自内心地热爱它，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做。 在美国他们选择很丰富也很自由，只要热爱就可以去从事，没有太大限制，我从足球这件事上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身高从1米5到1米9的人都在同一个场上踢球，而且都很高兴。他们真的非常专注，120%的专注，让人感叹。有一次气温只有十几度，还是挺冷的，我在旧金山大桥上站着，就看到好多人等在那里冲浪。那个浪还是挺小的，他们要先划个五分钟，然后一个浪回来，十几秒钟就结束了。但是还是有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这个浪。那么冷的天气呢，他们完全是出于爱好，就这样泡在海水里。 在美国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只要自己发自内心地爱好一件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这点让我很震撼。 足球的快乐，全世界都一样 赵：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在肯尼亚。那边有一个NGO的项目，是通过足球减少青年人从事像吸毒、斗殴这样的犯罪活动，他们给当地人提供踢球的装备，并且定期组织一些足球比赛。。当时的感觉就是，他们实在是太穷了，穷得可能连裤子都没有，但我发现足球带给他们的那种快乐，和那些物质生活丰富的人是一样的，甚至更加快乐。他们很多人可能一个忙来忙去一个星期就是为了等着这天下午能踢球，然后就非常高兴满足。这个我在北京时也有类似感受，当时我们公司组织每周二下午去运动，有足球篮球羽毛球可以选择，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周就盼着周二那场球。 问：看来足球真是可以作为世界语言。 赵：人类本身真的是非常相像的。有一次在约旦，我看到他们在场上发生了争执。我就问旁边一个懂阿拉伯语的德国人，问他们是不是在争那个球太远了踢进去不算。德国人说的确是在吵这个，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也会阿拉伯语的？”我就说了，“我不会，可是我们那里的踢球的人也是这样耍赖皮的。”哈哈，所以踢球这件事情，包括大家踢球的反应，真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模一样的。走了这么多地方，我真是觉得，不管在哪里人类真是一模一样的。 问：所以你到外国踢球也完全不需要懂当地语言了。 赵：是的，人类相同的地方远远多于不同的地方。在足球世界中，大家都会用相同的借口耍赖皮，相同的肢体语言等等。我跟他们在踢球的过程中，完全不用语言交流，只要一个手势，就什么都明白啦。 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完全不需要时间适应，马上就能融入球队当中。看一下别人的跑位，自己就明白往哪里跑，足球是有他自身的语言在其中的。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4/09/640-115x115.jpg "Football around the world – 自费去23个国家踢球")
Football around the world – 自费去23个国家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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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 著名企业品牌运营战略专家。现任汇赢天下品牌策划机构CEO。《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销售与市场》《国际公关》等一线媒体一线撰稿人。 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刘翔在“鸟巢”里黯然退赛的一幕，引得无数粉丝泪眼婆娑。4年后，这一幕又意外地在伦敦重演。其实，当刘翔跨出第一步，不少人就在网上预测，知道他根本就无力迈过。也许他早就知道他在伦敦会重蹈覆辙，包括教练、包括赞助商、包括父母、包括能接触他的圈内人媒体人。但刘翔还得跑，必须跑，做个样子也得跑。你得和北京不战而退进一步吧，区别就是，08年退赛导演打的是突然牌，之前秘而不宣；12年伦敦打的是吹风牌，之前发安民告示。这样，至少全中国“刘黑”可以少一个理由骂你了。 一，刘翔为什么摔倒和退赛？ 为什么干脆直接宣布不参加奥运会比赛，而是在比赛之中摔倒或宣布退赛？从比赛几天他师傅孙海平和媒体大肆渲染刘翔伤病一事，就极为反常，哪有国家有媒体在赛前这样大幅报道一个运动员的伤情的？既然有伤情，为什么还强迫他上场？他们分明是在造舆论准备，给刘翔留退路。果不其然，比赛当天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退赛表演，这样岂不是把老百姓当傻子？早在今年4月他们也预演过，在美国，也是到场地，再宣布不参赛。博得人们的“理解和惋惜”。但那是商演，所有人都不会说破“皇帝没穿衣服”——-有伤你来干什么？ 只要智商不是0，刘翔及其团队都应该知道后面两次奥运会刘翔的状态和伤病，都应该知道两次“摔倒”是必然结果。08年有人会说是偶然，今年伦敦奥运之前的热身赛退出，还有人用这个理由，但算上伦敦这次摔跤退出，应该是第三次了，如果同一件事在三次不同的时间发生，还能称之为偶然，那只能说是有些人的智商有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他不能在奥运开幕前宣布退赛，那涉及太多人的饭碗跟乌纱，还有大国形象。 二，刘翔退赛的经济理由 既然有伤病，为什么不直接宣布退赛？首先，广告商不允许刘翔提前宣布退赛，因为奥运会他们投的血本很大。这就让刘翔两难了，不参赛就会身价大跌，因为运动员靠的就是造势与参赛，如果不报名，刘翔的广告身价即刻就要跌80%以上，所以他必须参加。但刘翔参加比赛面临两种结果，一是拿到冠军，二是不能卫冕。拿到冠军是最美的结局；不过如果拿不到冠军，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有可能广告商会弃之而去，广告商可能会拆除满大街的广告，刘翔也不能继续享受聚光灯的亮光了。 只能找到一个能将双方公司损失减到最低的方案。 那么选择摔倒会有什么结果呢？摔倒后，一方面它能保住刘翔的面子，围绕他的注意力不会因为摔倒而消退，从撤倒后所激起的热烈反响中可见一斑。二作为赞助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运动员是因为不可预知的伤病原因退出竞争，它将大大降低未能夺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不认同感，广告主们反而能有更多的宣传点。从风险上来讲，摔倒后的风险要小很多，同时也能对现有的广告商有一个合理的交代。所以不用为刘翔退赛而惋惜。 三，失落的奥运精神与体育道德 人们往往要求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有体育道德，却忽视了另一个群体，那就是同样是参与者之一的观众。特别是买了高价票去现场的观众，或者说运动员的粉丝们，他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才是花钱最多的消费者。商品的提供者理所当然的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假球和黑哨、不能投机取巧，一句话不能戏弄观众！ 当观众们为了某个运动员而去买高价票看比赛，最后却如同花了大价钱排队买鱼翅吃，排到自己的时候发现鱼翅没那么好吃，这样的“不好吃”的理由其实足够抱怨一下了吧，又不能让人退货。而当“运动员”拜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以身价论英雄”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成功地跨过了规则的边界，也巧妙地越过了道德的底线。因为面对上帝，规则和道德一起崩溃。 四，奥运冠军的商业哲学 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十几亿人的关注给刘翔带来了天价的商业代言费，十几亿人的关注也给刘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其实对商业运作来说，刘翔摔倒，是最明智的。一个运动员自己跟腱是不是要断，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刘翔充分准备然后输了比赛，会让他身价暴跌，神话陨落。如果他先足够多的造势，说自己带伤拼搏，然后如今天那样跌倒了，但是单脚跳到终点，他就成为了一个励志的完美神话继续发挥价值。 商业在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他不能凌驾在竞技体育之上，更不应该操控竞技体育，成为背后某些人敛财的工具。也许田径队早知道刘翔的伤情参加不了比赛，但又怕不好向赞助商、买高价票的观众和全国人民交代，于是策划了临场悲情退赛的那一幕。所以宋祖德说：刘翔的伤是一门哲学！据说刘翔又受伤了，如果这次伦敦奥运成绩不佳，伤是他的借口；如果成绩很棒，那又增添了奖牌的分量，带伤拼搏为国争光。如果没有受伤成绩不佳，他的商业广告价值会骤降；如果受伤了弃赛或参赛成绩不佳，广告价值不降反升。这就是哲学？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8/2436532227-115x115.jpg "Business logic behind the fall of Liu Xiang – 刘翔摔倒背后的商业逻辑")
Business logic behind the fall of Liu Xiang – 刘翔摔倒背后的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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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骨灰级球迷来说，如果你在深夜打开电视机，调到上海五星体育频道看一场周中的英超比赛或者欧罗巴联赛，碰见王政解说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主持人因为多年解说深夜比赛，在微博上自称“夜班小王子”，在上海按欧洲的时区生活。 文/@李梓新 对于骨灰级球迷来说，如果你在深夜打开电视机，调到上海五星体育频道看一场周中的英超比赛或者欧罗巴联赛，碰见王政解说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主持人因为多年解说深夜比赛，在微博上自称“夜班小王子”，在上海按欧洲的时区生活。 足球解说评论员，是一个很吊诡的职业。首先他们本身必须是球迷，然而和其他球迷看比赛不同的是，他们在观看过程中的一言一语都会通过电波发送到千家万户，进而影响其他球迷看球时的感受。正因为这种影响，坐在电视机前的球迷内心都要求解说员必须是一个行家，对于很多老资格球迷来说，他们不允许一个比自己还不懂的人在轰炸着自己的耳膜。而且，他们还会要求更多，比如这个解说员有没有激情，能不能调动气氛，能不能适时把握话语节奏等等。 王政说，对于一个足球解说评论员的最大挑战，是它不像主持任何晚会节目一样，有事先串好的台词。一场足球比赛转播就像一张巨大的白纸，等待一个解说员去挥洒泼墨，而且各有各的风格，不一而足。而解说员也是人，在连轴转的解说过程中，难免出现话语错漏。而球迷总是要求完美无暇的解说。 对于我这个多年球迷来说，和屏幕上这张熟悉的面孔在星巴克坐下来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在电视模式下，球迷对解说员的信息接受仍然是被动的，很不web2.0。而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和他对话，听他讲做一位足球解说员的真正感受。通常来说，球迷和对一位足球解说员的了解，可能仅仅局限于他的语调声线，其他并没有太多。 很令我羡慕的是，王政似乎是那种从少年时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毕业7年也没有换过工作。这在三明治人群中，并不是常有的事。而对于他所在的这个愈老愈香的足球解说行业来说，他的路还刚刚展开。 Q：你做体育赛事解说员已经有七年了，自己感觉怎么样？ A: 其实这个选择从高中时就已经决定了。我父亲是做建筑的，也和我说过商科、法律等可能是更好的方向。但我从小就很喜欢体育，因为体育代表了一种拼搏精神。我高中毕业那年，上戏刚好不招主持人专业。那时通过朋友知道了中国传媒大学刚好招播音主持专业。本来上海人对去北京读书还是有心理障碍的，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不过我做了一些调查，知道这个学校不错，就报考了。 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分数不够播音专业，而先进了导演专业。到了大学才通过转系考试才去了播音专业。其实很少人愿意从导演系转出，因为播音系就业面很窄。我和同学说，我想做一个科班出身的体育解说员。很多同学说，你这才大一，以后几年想法肯定会变的。我们班一共66个人，到就业时大概只有5、6个人没有变化当初的目标。 Q：你小时候看球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意大利和阿根廷点球决胜。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拉多纳。那时我才8岁，还看不太懂。1994年世界杯我才是真真正正从每场球开始看，我最支持意大利队。 中国足球我是从1994年开始看。我记得高一的时候见到了申思，当时很激动。现在我已经见过很多球员、教练，也和很多球员搭档主持。能和他们成为朋友，这是我现在的工作带来的梦幻般的体验。这种感觉可能只有球迷才能体会。 以前我就不太喜欢去现场看球，因为没有慢动作回放，还是在家里和朋友一起看一起聊更开心。 Q：那你是怎么进入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工作的？ A：我从2002年就开始进入体育频道实习，做配音、编辑等。后来他们对我有兴趣就招我进去。但作为一个新进入的大学生，很多时候都要自己学起，和前辈们交流的机会也很少。我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摸索阶段。因为其他行业，或多或少有个模式，但解说不是，它不是固定的。对于一个新人就更难了。我和娄一晨以及ESPN的解说员学习了很多。一个优秀的解说员如果没有十年以上的沉淀是不能成为优秀的解说员的。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越老越香的工作，这是一个需要不停积累和沉淀的职业。 Q：你第一次解说的比赛是哪一场？ A：第一场解说的体育比赛是手球，那时我有一个前国家队主教练做嘉宾，所以还比较幸运。羽毛球、乒乓球、田径、游泳、跳水，都是我能做的项目，那时还承担了很多录播节目。解说了很多西班牙联赛。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去准备资料，准备不是很系统。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地把一些还没看清楚地说出去。很多球迷可能会不满意，我自己回头看自己转播的比赛我也骂我自己，但谁都有刚开始的时候。 Q：那第一场直播的足球赛是？ A：而第一场足球赛应该是莱切斯特城对切尔西，是03-04赛季的一场英超。那时我还是实习生。因为其他解说员但是是被安排去拍摄体育频道新年宣传片，领导就来和我谈。之前我只看过英超，看和说是两码事。而且相对而言，我接触意甲比较多。接到任务后，我有些激动的和最好的朋友说了一下，他们就帮我准备资料，那时网络还不太发达。我挺感动的。我大概带了一百多张A4纸进来演播室。那时还没有解说嘉宾，都是一个人单干。那场比赛是22点开播，在体育频道而言，绝对是一个黄金档。 Q：那场比赛解说过程中怎么样？ A：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是宋世雄写的。他说他解说完第一场比赛后背湿透了，我倒没湿透，半湿。很紧张，很紧张。足球解说没有任何的提示。导演说，三二一，开始，然后出你的镜头，你要先说上一会儿。当时我记得我听到开始，脑子里是空白的，所有的准备都记不得了。就凭大学里的功底迅速组织话语，当时我一个人讲了有四五分钟。 Q：然后切到比赛画面就好一些了？ A：对，尤其讲了五六分钟就更放松了。到后来还是把这场球完成了。只能说是完成了，肯定不专业。后来我把这盘带子作为毕业实习的作品拿回学校里，没想到老师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觉得第一场解说能这样不错了。基本上我是工作一开始就被推上前线了。 Q：其实我采访过不少三明治朋友都有这样的特点。 A：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你没有准备好，但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得答应。如果你不答应，以后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不过我们这个行业，直播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球迷在看着，错了被人记一辈子。就像一位门将，扑出无数好球是应该的，一次失误却永远受诟病。我不知球迷是否理解，但这就是一个解说员的成长过程。任何赛事评论都是这么开始的。 Q：其实也有像黄健翔从1995年美洲杯、1996年欧洲杯出道，一开始就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受到观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A：他这个风格在当时比较新鲜，大家听惯了宋世雄比较高亢的声线，突然听到一个类似聊天的声音来解说，会留下新印象。 Q：从解说风格来说，你刚才提到的宋世雄是属于话语比较频密的，而有的则喜欢留一些空白，你更欣赏哪种风格？ A：这确实是风格的不同，新手解说员其实比较怕留空，怕冷场，总想用话去把它填满。也和地域有关。在南美，解说员是不留空的，而在欧洲，解说员的话很少。A给B，B给C，C射门，好球。就这样完了。我的声线比较粗，希望根据自己的特点去打造风格，掌控比赛，带着大家看球，情绪饱满，有一定的带动性，让大家随着解说的烘托，比赛看得更过瘾。解说永远是配角，我从未把自己当作球赛的主角。 Q：其实解说风格主要就两大类，一类是知识型，比方说詹俊；一类是激情型，比方说苏东，你是不是偏向于后者？ A：对。1994年我就开始看南美足球节目，比较喜欢那种激情解说风格。最近两个赛季我也喜欢加一些幽默的元素，说一些冷笑话，能逗大家一乐也不错。知识型比较靠积累，詹俊做解说之前的工作是资料搜集员。足球解说是最难的，因为球迷都觉得自己很懂。对一个新人来说更难，他们会说都是80后，凭什么你说球我看球。还有很多老球迷。其次，足球的人员流动变化是最大的。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斯诺克、网球等的变化就很少，四大满贯整天就那一批球员在打。而足球不是，经常有青年梯队的球员上来，或者其他联赛的球员转会过来。甚至在欧罗巴联赛直播中，经常会直播之前几乎根本不了解到球队的比赛。而且每个一个看球的，都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说足球项目解说的难度和压力是其他项目的解说员未必能够感受到的。 Q：你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好像大多数是解说半夜的比赛？ A：我记得06年刚和ESPN合作时，每周只有周一和周五两个晚上是休息的。周二三四都是欧洲联赛，周六日是常规联赛，那时我一周七天有五天是要通宵的。年轻人是需要一些磨砺。有人说我吃亏，其实他们是不了解解说这个行业的规律。球赛都是90分钟，只是开球时间不同而已。而且越是欧洲黄金时间的比赛，越是我们的半夜。我觉得这是一种历练，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很享受在非繁忙时段上下班的交通。 Q：你有没有算过一年你要解说多少场比赛？ A：今年到现在我已经解说了207比赛（注：采访时间为11月），足球占80%。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场。有时候一天两场。我工作到现在每年的工作量都挺大，有利有弊。现在其实比赛强度比原来小，意甲、西甲现在我们转得少了。主要是英超和欧联杯和一些国家队比赛。 Q：有没有碰到连轴转的情况，连续几场比赛解说下去？ A：经常有。但从人的精力来说，连续解说两场比赛基本到顶了。观众也会厌烦。我们现在也很少连续排三场比赛由同一个人解说了。一个球评连续解说超过2场地编排是不科学的。 Q：这份工作有时要半夜，有时不用，那你的生物钟怎么调整？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wz-560x420-115x115.jpg "A Shanghai post-80s commenting on European football – 王政： 在上海过着欧洲时区的80后 足球解说员")
A Shanghai post-80s commenting on European football – 王政： 在上海过着欧洲时区的80后 足球解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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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get football, you get half of China – 了解足球，就了解了中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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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world cup? – 当我们谈论世界杯，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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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几年，独具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像一股社会洪流，席卷了全国大中小城市，成为一道触目的景观，“广场舞”干扰了其他社会人群的正常生活，也激发了群体矛盾，某些地方甚至发展成为肢体冲突，造成流血和财产损失。尽管这样，这股社会洪流也仍旧没有止息，反而愈加汹涌了起来，就在最近几天，又有一群大妈在火车上飙舞，可谓把这种备受诟病的现象发展到了极致，更有甚者，“广场舞”甚至走出国门，在巴黎和纽约都闹出了动静。 2013年8月7日，美国一家报纸报道说，一支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排练遭到附近居民报警，前来的警察将领队王姓女士戴上手铐并开出了传票，这意味着这位女士将按照法律程序出庭应诉。据说这支舞蹈队平日就在公园排练，在音乐的伴奏下跳集体舞或交际舞，时常引来不堪噪音骚扰的附近居民的抗议，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升级为了报警。警方给王女士列出的控罪理由是：“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 这篇报道说，中老年大妈大叔跳“广场舞”在中国司空见惯，华人移民以后，也把“广场舞”带到了美国各城市公园，然而中美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其他族裔居民认为这些人在公共空间制造的噪音侵犯了他们享受宁静的权利，造成了听觉污染，所以才报警。为什么中美之间在“广场舞”问题上会存在文化差异?它们“差异”在哪里了呢?报道没说。 对比发现，中美社会对于“广场舞”扰民的反应和处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那个地方很单纯，诉诸于法律，让警察来管，铐走就是了，朝法律说话去;我们中国则要复杂一些，几乎全部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龃龉、摩擦与冲突，完全看不到法律的影子。最近有人建议把“广场舞”纳入城管的管辖范围，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寻求法律手段，然而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城管”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很值得商榷值得怀疑更值得警觉的。在我看来，如果人民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委托给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从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劳什子机构来保护，也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政府手里，其结果一定会造成政府权力进一步向民众私领域扩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利益，这显然不是办法。 然而笔者议论这个话题不是要为“广场舞”扰民问题支招寻求解决之道，这不是我的职责。我想把目光放深远一些，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广场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出现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机理?它折射了中国人怎样的精神处境?我觉得弄清楚这些问题十分重要，犹如德国政治哲学家弗洛姆(1900-1980)所言：“要弄清人的动机，必须首先弄清人的境遇。”弄清楚我们作为群体和个体的境遇，也就弄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弄清楚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而这至少在我看来要比具体地提出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的建议有价值得多。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谓的“广场舞”只是一个泛称，如果严谨表述，应当说，这里并非指完全出于健身目的“广场舞”，而是指在“广场舞”形式下生发出来的具有某种程度主观故意的扰民行为。希望不要引起误解。 2 形式逻辑五大基本规律之一的“充足理由律”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独属于它自己的成因，成因决定着这个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它是真实的?为什么它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只有认识了成因，才能够认识事物。 以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广场舞”的大面积出现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里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中国正在进入老龄社会，出现了城市老年人群体，他们必须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二、城市中老年人基本上越过了温饱线，可谓衣食无忧，有条件聚集成为一个活动着的群体;三、初级程度的市民社会萌生了自由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自己活着”是天经地义。 这三个原因或者说条件，正是构成我们眼前这件事物基本形态的原因，你很难想象一个非老龄社会会聚集起如此庞大的中老年人群;你很难想象吃糠咽菜的老头老太太会有什么兴趣到公园去乱蹦乱跳;你很难想象像朝鲜人那样被国家权力驯服得如同机器人一般的人会如此张扬。这些原因既作为社会因素也作为人的精神因素，为一部分中老年人张扬个性创造了条件，无意间把他们推到了社会舞台的前沿。 在这些原因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精神意义上表现为个体意识的觉醒，尽管这种觉醒还是浅层和局部的，它却极大地改变了人性，改变了社会风习，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我们以性观念、性道德为例，回溯一下这个社会过程。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在男女情事上还十分守，甚至可以说还在被封闭的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就像政治上噤若寒蝉一样，除非少数流氓成性的人，或者被难以抗拒的情欲袭击而失去控制的人，绝大多数人一般来说还是守得住的。1983年，国家动用专政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其中就有“流氓罪”，当时由于通奸和在一起跳个舞就被抓进监狱乃至于被枪毙者不在少数。 现在如何了呢?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开始包养“二奶”了，都开始写淫乱日记了，都开始收集女性内裤和阴毛了，可见社会进步之快!在社会层面，人们的性观念和性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莫要说“一夜情”之类，就大多数人来说，现在面对自己的爱情对象大概都不太会再纠结“干还是不干”的社会压力了，能否持久相爱、彼此是否可以承担起责任，在爱情关系中上升成了作为权利个体的最主要关注点——用一句调侃的话形容：“性”变得轻松了。 由此看来，与社会演变同步的中国人的个体权利意识不仅在苏醒，更处在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之中(这也是尽管中国的未来晦暗未明，我们仍旧抱有信心的原因之一)，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个体权利的张扬和对群体权利的尊重，犹如两性关系中的男女，是否寻找到了彼此“互洽”、都感觉“舒适”的状态或者说位置? 这个问题不仅在两性关系中重要，在社会关系中同样重要，这是因为，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人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存在并确立自我的;任何个体权利的主张，都必然影响到与他人的联系。 这就好比赵大、钱二、孙三、李四共处一个房间，赵大很蛮横，大模大样地对钱二、孙三、李四说：“我这个人喜欢宽敞，我要支一张大床。”结果支了一张大床，占去房间四分之三面积，睡得跟死猪一样。挤在在一张小床上的钱二、孙三、李四当然睡不好了，耗得小脸儿焦黄，成天萎靡不振，于是愤愤地想：“凭什么?!我们弟兄三个凭他妈什么非得给丫腾开那么大一块地方?!”于是就吵，就骂，直至发展到相互殴打，弄到鸡飞狗跳，局面颇为严重——如前所述，这几位完全没有“互洽”，更没有彼此感觉“舒适”，冲突在所难免。 一定意义上，所有社会人群彼此间的矛盾纠葛和利益冲突，都是在相似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广场舞”引发不同人群之间的龃龉与冲突，亦是如此。然而，就像官方反复强调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件事又蕴含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内容和精神内容，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3 笔者身居北京，闲暇之时经常到附近公园散步和休憩，目睹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除开出于健身目的的“广场舞”之外，在公园里出现的一些个别场面，不尊重地说，简直就是在污人耳目、亵渎环境、张扬丑恶，引起很多人反感乃至于抗议。尽管公园管理者采取过很多限制措施，仍旧无法阻止这个庞大人群向周遭的人发起进攻性骚扰，刺激无辜游客的视觉与听觉，公园的某些区域，简直可以说完全丧失了休闲的功能，成为了群魔乱舞的场地，竞相露丑的舞台，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 你想想，脸上拥挤着三千六百道皱纹的大爷大妈，把老脸画得花花绿绿就像活妖精一样，却身着白汗衫、蓝裙子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服在北海五龙亭扭捏作态地摇晃着身子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你会认为那是美么?这难道不是在暴殄天物么?一个站在湖边吹笛子的中年人，竟然在嘴边挂了一只麦克风，滞涩的笛音经由挎在腰间的扩声器张扬，制造出了极有穿透力的噪声，行人不得不捂住耳朵绕行，他却安然自得，极为享受。更有甚者，我曾经看到一帮子老年男女穿迷彩服、戴八角军帽，脸孔同样被画得五迷三道，与恶鬼毫无二致，在震耳欲聋的《红色娘子军连连歌》音乐声中，光着萎缩了肌肉和皮肤的大腿大跳娘子军舞……在围观的人群中，我真切地看到嘲弄与无奈的神情，听到“老不要脸”的诅咒。 我们当然不能如此情绪性地看待这些事情。耐人寻味的是，上述这些中老年人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表现自己。我曾看到报道，有的城市为了化解扰民的矛盾，专门划出了地方供中老年人跳舞健身，然而一些中老年人却因为那里偏僻冷清不愿意去。这说明至少在一部分中老年群体中，跳“广场舞”，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自己，已经游离了强身健体本身，他们并不是在自娱自乐，他们显然更需要欣赏对象——被人意识到，被人欣赏，被人尊重。 对“欣赏对象”的需要，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精神功能。在我们议论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将“被人意识到，被人欣赏，被人尊重”的精神现象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寻找存在感。存在感只能从他者身上获得，这是一个精神互动的过程，作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势必要影响其他群体的存在状态，于是，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需要把话题稍微扯远一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或者“获得满足”)分为五类，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认为，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是与“匮乏”一样重要的概念，人所面临的困境，往往不是由于匮乏，而是由于无法得到满足。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希望自己有实力、有成就、能胜任和有信心，以及要求独立和自由;第二，要求有名誉或威望(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赏识、关心、重视和高度评价。”(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可见，中老年人通过在人前的表演获得存在感，从而得到精神满足的，它成为了他们寻求“在”的一种方式。人的精神渴求具有极为强大的动力，甚至可以说，人并非仅只是通过交媾和繁衍成之为人，他是通过对精神渴求的不断寻找和实现才证实自己为人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场舞”很难被禁绝、为什么有的人非要用匪夷所思的方式哗众取宠了。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部分大爷大妈在实现自己精神渴求的时候如此不顾及他人权利的现象?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部分大爷大妈会如此大面积对他人权益构成侵袭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使一部分中国大爷大妈成为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样子?如上所述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深处潜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有没有瓜葛或者关联? 我们继续探讨。 4 笔者去年在洛杉矶小住了一段时间，住所附近有一个公园，说来奇怪，我还真没见过化妆人群的群魔乱舞，更没听见扩音器制造的高分贝音响，相反，那里总是很静谧，只有儿童的笑闹之声;与人相遇，认识不认识总有一声问候;你带领的孩子，总是获得其他家长的赞赏与恭维……我当时就想，周围的大爷大妈都干嘛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弄套音响也在这里撒点儿野，跳跳“广场舞”呢?他们为什么不引吭高歌，化妆排队唱一曲《春天的故事》，或者“美国的天是明朗的天，美国人民好喜欢”、“没有民主党，就没有新美国”呢?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闲暇之所、健身场地啊!觉得美国人太傻，把这么好的地方给糟蹋了。 后来看到纽约民众因为华人大爷大妈跳“广场舞”不得不愤而报警的故事，才明白在那个我们鄙视其“走邪路”、高度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国家，原来人的群体生活是有一整套社会规范的，有些东西虽然属于个体权利范畴，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简单说来，就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这既是普遍的社会伦理，又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有僭越，不管什么人，哪怕你爸是李刚，也没什么说的，必定遭到谴责，必定会被法律制裁，报警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系统成熟的标志，这种成熟，凡是经常出外旅行的人也可以从日本、欧洲国家了解到。关于中国游客在域外不文明举止的话题前不久还在被广泛讨论，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不同的社会系统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可以将这种差异概括为社会文化差异。 人的社会态度与其无法分离的社会生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一位社会学家做过这样的表述：“当我们将自己作为社会动物来研究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我们将所有这些关系称之为社会。”(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我们也正是从这个通道窥见“广场舞”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信息的。 被称之为“大爷大妈”的群体，大部分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经历过无数次荒诞的政治运动，在他们的一生中，很少得到社会关爱，扭曲了的社会关系不仅异化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变得封闭了，局促了，狭窄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大潮涌来，他们才突然发现，长时期以来，他们被某种政治强力移离了人的位置，并没有活出人的样子，他们开始寻找自我，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自己的人生处境，于是，一个个张扬着的个人以空前的速率突兀在了社会之中，而社会又以其自身的封闭性限制和禁锢着他们灵魂的行走距离，于是，无所限制的自我并不顾及与他者的健康联系，在社会层面制造出一个个看似离奇又很正常的“故事”。“广场舞”只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不能承受个体权利之重”。 还是举我在洛杉矶小住期间遇到的事情作为例子。邻居住户中，有一个台湾籍中年妇女是收入颇丰的医生，此人素养很好，除了说话有些多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显见的毛病。在那里，人与人之间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我不知道她何时来到美国，为什么孤身一人，身边有无子女亲属，但是我注意到这位女士很“多事”——先是以遮挡光线为名，叫市政工作人员打掉了门外的两棵松树(由于树体巨大，动用了很多人员设备);没过多久，我又看到来了很多工人，把她门前的便道全部掀翻重新铺设，原来这位女士以树根顶破了路面、影响出行为由，又把市政施工人员招呼来了;后来还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给我的感觉是她身后总是跟着一些为她服务的公务人员。这位女士颇为得意，教导我说这里的公务人员很好使唤，有事尽管打电话叫他们来做。 在这件事中，我们固然可以说美国的纳税人厉害，可以把政府使唤得三孙子一样，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他族裔的人并非都像这位女士以折腾市政公务人员为乐，他们都是在得过且过中安排着自己平静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强烈的个人权利伸张的意识。这件事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改革开放初期，所有人都以穿上一身西服为荣耀，现在谁还这样呢?休闲装的兴起恰恰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越过那个不可避免的“局促”阶段，变得不那么刻意了。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它有一个从不成熟向成熟过度的过程，什么时候它不再那么刻意，就说明那个社会的民主成熟了。 “广场舞”现象说白了也是一种“刻意”——如果大爷大妈群体很早就开始享受宝贵的个人权利，他们还犯得上用“广场舞”的方式寻求存在感么?如果他们在生活中享受着广泛的个人尊严，他们还犯得上以变形乃至于变态的方式寻求社会尊重么?我们只能说，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就位，我们看到的正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所有发生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你没有任何理由不看到社会而只责怪大爷大妈。 5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20090515092806461_副本-300x200-115x115.jpg "Odd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rights – 个体权利的畸形表达")
Odd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rights – 个体权利的畸形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