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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Magazine Issue #1 – Senses/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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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30s (innovation, new generations)
Cui Weiping (history, philosophy)
Feng Qingyang (business, economics)
He Weifang (law, government)
Lan Ran (aesthetics, travel)
Li Yehang (religion, philosophy)
Li Yinhe (emotions, gender)
Muran (philosophy, politics, media)
Wei Zhou (history, travel)
Xin Lijian (economics, politics)
Yu Ge (philosophy, society)
Zhang Tianpan (media, social innovation)
Zheng Yongn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Zhou Baosong (economics, inequality)Topics
art Beijing books business children Chinese overseas city life corruption cultural revolution development economy education emotions environment ethics family fiction film food government health history Hong Kong inequalit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net Japan language law literature love marriage media migration music nationalism new generation new generations new media parents personal story philosophy poetry politics psychology public service reform relationships religion rural areas sexuality Shanghai sport Taiwan travel university urbanism Western China women workSources and copyright –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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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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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inxi: the free life of a jazz singer – 陈胤希：唱着爵士的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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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r Cube的创始人宋少鹏Sean，是一位腼腆的理工男，却对音乐有着狂热的追求。他曾任职于微软亚洲硬件中心，在声音领域从事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 却在2013年离职追梦，他和他的团队做了一款没有按钮的无线wifi音响，并在Kickstarter上完成了5万美元筹款。 文/赵宁 他曾任职于微软亚洲硬件中心，在声音领域从事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 他在2013年离职追梦，想在音乐播放器领域做一番变革。 他是一个低调腼腆的理工男，但一说起他的音乐梦想便滔滔不绝。 他和团队做了一款没有按钮的无线wifi音响，刚上线半小时就获得Kickstarter的编辑推荐和New&Noteworthy奖，并且首次被授予 Design in Shenzhen 的产品标签。 在Kickstarter上完成5万美元筹款的次日，我采访到了Sugr Cube的这位创始人宋少鹏Sean. Q&A 三明治：你的职业发展路线很简单，十一年间先后任职于两家外企，之后离职创业。你在两家公司学到哪些宝贵的经验？ 宋少鹏：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以色列的芯片公司做音频算法。这家公司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工程的方法论。以色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特别讲究工程，工程师也特别多，他们很注重方法论。具体点说，首先他们追求自动化，有些事情我们中国人可能习惯靠人力，但即使是最简单的测试以色列人也喜欢用自动化程序解决；其次他们喜欢尝试新的工具，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去尝试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具，尝试新的东西常常能带来一些效率的提升。第三，他们有一种追求细节、追求完美的工程态度。 我在微软亚种硬件中心工作了四年，微软硬件部门特别强调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我们有个说法叫做“靠谱的人机交互”，我们做东西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很多创业公司喜欢做特别新特别炫酷的东西，包括我本人也曾经追求炫酷，然而这些东西常常是昙花一现，尽管会吸引些媒体报道，但能为用户提高效率或者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靠谱才行。并且光在特定情况下可靠也是不够的，即使情况变化了依旧要可靠。 三明治：你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宋少鹏：以前觉得自己是个没常性的人，但是从11年开始坚持每周游泳，不曾间断。 三明治：业余时间喜欢做点什么呢？且慢，创业之后还有业余时间吗？ 宋少鹏：答案是没有时间。一周能抽出半天时间陪陪孩子都觉得很难得了，很感谢家人的大力支持。不过现在也慢慢摸索出一些方法论，现在孩子大了，有些公司活动，比如游泳，也可以带上孩子和妻子。还是可以找出不少折中的方法的，我相信家庭和工作的balance会越来越好。 三明治：创业的灵感来源何处？这个点子酝酿了多久开始实施？ 宋少鹏：可以说灵感来自我的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想的是给孩子提供好的音乐。我一直给孩子找各种听音乐的方法，比如用手机或者iPad，但这样听音乐容易受到有各种打扰，比如有短信啦，有app推送等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给四五个月大的孩子听音乐，如果音乐有中断，孩子的头会摆一下。我上网查了资料发现音乐中断对孩子注意力的培养有负面影响。所以想要做一个产品既能提供好的音乐又能不被手机的干扰影响。 这个点子前后酝酿有一年时间，做的事情没有离开我的本行。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音频处理，毕业论文做了一个无损压缩音频的题目。我也一直在做跟声音相关的电子产品，包括以前做过的DVD，麦克风，耳机，另外也一直在观察这个领域。 三明治：现在音箱产品那么多，朋友之间要分享音乐也是分分钟的事情，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为什么要买你们的音箱呢？你们的音响有什么独特的卖点呢？ 宋少鹏：我们从“不受打扰的音乐”这个点出发，有两方面的特别之处： 第一，我们希望人们跟音乐的交互更直接更自然，比如触摸跟体感的交互，不需要看着产品就能完成交互。举例来说，音响一般都有按钮操作，这样就需要用眼睛看才能操作。而我们的交互是表面的接触，没有任何按钮，我们叫它“直觉版的交互”，任何人拿到音响，一晃就变下一曲，一拍就停，拍两下则分享音乐，不用教他就会知道怎样操作。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固然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然而有时候音乐能表达一些特殊的感情，这是文字和图片无法达到的效果。我喜欢一首歌，觉得这首歌正好表达了我当前的心境，我拍两下就可以把音乐分享给朋友，朋友可以跟我同步享受音乐，体会我的心情。如果不是通过这个功能，可能还需要用手机打开app，搜索音乐才能分享，就比较繁琐了。 三明治：我猜Sugr Cube应该不止这么两个功能吧？还有其他有趣的功能吗？ 宋少鹏：那必须啊。Cube可以通过 Wi-Fi 用手机 App 控制，也拥有智能闹钟，放松助眠等等实用有趣的小功能。同时Cube支持 iTunes 音乐的播放，Pandora、BBC电台、豆瓣 FM 等流媒体音乐直连，意味着即使手机关闭了也不影响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宋少鹏.webp_-115x115.jpg "Microsoft entrepreneurs chatting around music – 创新者 | 宋少鹏： 来自微软的创业者， 想用音乐聊聊天")
Microsoft entrepreneurs chatting around music – 创新者 | 宋少鹏： 来自微软的创业者， 想用音乐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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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ce of sound – 声音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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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美好时代，而至今依然彰显着其特殊的魅力，时至今日，时不时都有人在追忆那个时代的激情、梦想、思想，一幅欣欣向荣之面貌，堪称一个高举着理想主义的文化启蒙时代，拉开了一场伟大的变革的序幕。而音乐，则因为其易于传播、传播面广等特征，成为这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启蒙利器，成为吹拂了万物苏醒的号角，不断地以其韧性与人性，突破禁区、直达内心，唤醒了每个人身上那一种原始而被压抑的人的力量，对生活、对美好、对自由的向往，都被附在了音乐之上。 80年代之前的音乐：革命与泛政治 1949年之后，来自二三十年代殖民地的大上海流行音乐，被视为殖民文化的代表，象征着资本主义文化的耻辱与堕落，从而得到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最彻底的摒弃。那个时候，取代这些旧上海靡靡之音的是抗日与革命时期传承下来的歌曲，主要传颂革命事迹、军旅生活、生产生活及赞颂领袖。这一时期的歌曲有：《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组歌《井风山的道路》、《人民领袖万万岁》、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王永泉的《打靶归来》、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电影歌曲《敖包相会》、《谁不说俺家乡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心爱的土琵琶》等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时期，以“样板戏”为主的音乐，几乎占据所有人大部分的闲余时间或娱乐时间。据资料显示，“革命样板戏”是指江青抓过的一些大中型舞台艺术作品，这个名词出现于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同时上演”，而后在31日发表了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其中又五次出现了“（这）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字样。“样板戏”一词从此流传开来。这两篇文章提到了八个剧目，即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建国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之下，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舞剧《沂蒙颂》是一个代表。这种时代精神在音乐领域中的表现，是以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为主题的革命歌曲成为主流，内容和旋律都呈现极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英雄、救星、伟大、阶级、民族是歌词中最常见的关键词，如《北京的金山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 爱上“洪水猛兽”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文化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受众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拨乱反正，使得社会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转折之前，发生了一次思想大讨论，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的正式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 这些都是80年文化现象称为可能的大前提。在此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从文革的阴霾中逐渐走出来，思想也慢慢解放了，社会的管制开始松动，人们对自我生活而非集体主义的追求，成为主流。农村开启了联产承包制，城市也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起步，经济上慢慢都得到了改善。这些物质基础成为了当时文化绽放的基石，对于音乐来说，则具体到有了电视机，卡带式录音机、录音磁带，音乐了在民间社会存在与传播的可能。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就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 但当时流行音乐的处境，并非改善得一蹴而就。在舆论导向上，时常有针对流行音乐的猛烈批判，比如《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刊发施光南的《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有些青年人在公共场所唱着一些不健康的外来‘流行曲’，边扭边唱，旁若无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思想解放。难道我们的音乐向这种‘流行音乐’化过去就是思想解放了吗？”长发、喇叭裤与邓丽君曾一道被列入毒害年轻人的著名的三大精神垃圾。1980年，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和以李谷一的《乡恋》为代表的大陆流行歌曲已经在大城市里广受欢迎，以至于一些保守人士为此特意召开了一场“西山会议”，邓丽君的歌曲自此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遭到了全面被禁的命运。苏小明在《军港的夜》里唱“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而不是保卫祖国，都被扣上了“黄色”的帽子。 当时社会难以接受流行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太深刻地投射到音乐中，一时间，一些人很难转变过来。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建国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之下，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舞剧《沂蒙颂》是一个代表。这种时代精神在音乐领域中的表现，是以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为主题的革命歌曲成为主流，内容和旋律都呈现极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英雄、救星、伟大、阶级、民族是歌词中最常见的关键词，如《北京的金山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 但“禁止效应”再一次发挥，越禁止越让公众有一种探知与追求的渴望与刺激，推波助澜地让流行音乐走入千家万户。在这些流行音乐的不断突破禁区、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良好的市场回馈，让音乐生产有了更多的驱动力，音乐走上了商品化的路程起点。不过，如果细加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当时意义上的流行音乐与如今的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里面可以区分出以如今的视角分类的流行音乐、摇滚、新主旋律音乐三种。下面我们将具体地从这三种进行梳理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察它们为何最终又走向分离。 流行音乐的润物无声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这都得益于邓丽君。80年代的邓丽君，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心中无上的偶像，其代表作品《甜蜜蜜》、《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只在乎你》等歌曲，早已成为无数华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在邓丽君外，早起流行的大陆港台歌星还包括刘文正、凤飞飞、罗大佑、张帝等。随后，大批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自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诸如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红唇族”乃至谭咏麟、梅艳芳等等港台歌星均广受欢迎。一批台湾校园歌曲也是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还有风行起来的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号是中华》《酒干淌卖无》、《一样的月光》等流传甚广。 港台之外，大陆自己的流行音乐也蓬勃发展。1980年9月23日，《北京晚报》主办《新星音乐会》，“歌星”遂成专称。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2548251426-115x115.jpg "Echoes from the 80s: pop music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 80年代的回音：流行音乐的文化启蒙力量")
Echoes from the 80s: pop music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 80年代的回音：流行音乐的文化启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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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music – 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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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皓丹把音乐当作宝贝来玩，却一直没有正式地走上专业的音乐道路。大学读的是会计，毕业后的工作是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老师。然而，作为一位音乐发烧友，他写的歌却上了广东流行歌曲排行榜，又写了一批潮汕歌曲《湘子桥》、《潮汕人》等，成为推广家乡文化的知名人士。 郑皓丹，目前居住在广州的潮州人，经常使用一个昵称叫“潮州阿舍”。阿舍在潮语里是“公子哥儿”的意思，有点戏谑。而郑皓丹也有这个玩心，把音乐当作宝贝来玩，却一直没有正式地走上专业的音乐道路。大学读的是会计，毕业后的工作是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老师，在学校也教教音乐公开课。然而，作为一位音乐发烧友，他写的歌却上了广东流行歌曲排行榜，又写了一批潮汕歌曲《湘子桥》、《潮汕人》等，成为推广家乡文化的知名人士。 一项爱好究竟可以走多远？音乐靠业余的状态能玩到什么程度？音乐圈内的生态如何？郑皓丹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Q：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玩音乐的？ A： 其实从小的时候登台的机会就挺多的，幼儿园跳舞，小学说相声，上了初中主持加唱歌。初中时开始迷上了BEYOND，后来买个了吉他，上了高中开始玩乐队并开始创作。高一的时候，学了一首《同桌的你》，之后就有了创作的念头，并作了第一首歌。 当时作第一首歌的时候纯粹是一种模仿，就照着《同桌的你》这首歌里面的几个和弦来进行，重新作了词和曲，这首歌我现在都不敢拿出来给人听。因为模仿的东西太多了。 1999年的时候，我作了一首《1999我拉住你的手》，这是第一次有自己原创的作品在我就读的潮州金山中学的舞台上表演，当时的支持率非常高，这就成为我以后写歌的一个动力。 Q：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选择就读音乐院校？ A：那时按我爸的观点是：投资高，回报多少难判断，风险大。和我玩乐队的那几个同学都上了音乐院校，有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钻研音乐，这是潮州少有的，还有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王锦林，以及在湛江师范学院的林丹生。我自己读的是广东工业大学的会计专业。但在大学里也经常玩音乐，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2005年毕业前在学校公开举办了一次个人作品演唱会。 Q：毕业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做专职的音乐人？ A：关于这个问题，每次我的回答都很简单，那就是：兴趣爱好当点心来吃好，如果当饭吃，累！我现在的工作能给我提供稳定的收入，还有很多业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样的状态挺好的。 Q： 那你是怎么从业余身份进入音乐艺术圈的？ A：应该说进入大学后才开始有机会与圈中人打交道。大学时参加了一些比赛，认识了些朋友，可以彼此交流。除此以外，大学时是学生会的，也是艺术团的，搞策划，搞演出，于是可以不断的积累台前幕后的经验，特别是搞策划，可以与外面的演出舞台公司打交道，这样子也就慢慢的步入这个圈子了。还有就是通过互联网，我记得2001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开始迅猛发展，那时候便有了上传音乐作品的网站，我也跟人家一样上传了我的音乐作品与大家交流，同时，也在互联网认识了很多专职的音乐人。 Q：音乐圈现在的生态环境怎么样？ A：就中国而言，音乐圈子的生态环境很不健康，对于幕后创作的人来说，更加苦不堪言。所以大家可以经常看到什么维权之类的事件。就唱片业而言，歌手出唱片不是卖唱片赚钱，反而变成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以前最厉害的是盗版问题，而在现今疯狂的下载时代下，盗版碟都很难赚到钱。 Q： 你身边专职做音乐的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A：就我身边专职做音乐的朋友而言，他们其实很羡慕我的生活状态。说白了，就是像我做老师的，收入稳定，还有两个假期，没有很大的工作压力。而他们呢，有好有坏吧。已经跃居一线的音乐人，接活不断，自然多劳多得，生活相对滋润；而也有一些仍在为理想而苦苦挣扎着，可能吃这餐的时候已经在担心下一餐。不管好坏，在我看来，他们活得还是挺累的，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市场存在很多不健康因素的环境下。当然，我有时也挺羡慕他们的，第一，相对自由；第二、钱赚得比我多。反正，路是自己选的，冷暖各自知罢。我现在的状态还是挺符合我自己的想法的——稳中求进。 Q： 你的歌曲是怎样参与到一些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单的？你是否想到和音乐公司签约？ A：我虽然不是专职音乐人，但还算是自由音乐人，不是完全在圈子里，但至少也算在圈子边缘。只要是不离开这个圈子，还是能够了解一些资讯，通过这些资讯我可以参加关于音乐方面的活动。比如广东流行音乐榜，我是广东流行音乐协会的会员，所以可以参加这个音乐榜的打榜活动。 至于和公司签约，很多人都认为和唱片公司签约是个了不起的体面事，因为人们心里打底都觉得这个带着浓浓的“星气”。但在我看来，这和与一家普通企事业单位签劳动合同其实没什么两样，大家只是一种彼此合作，共同双赢罢了。只要写出好作品，你也同样可以和唱片公司合作出唱片，而不用长期被它雇佣。所以，我并不会刻意想着去和音乐公司签约，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Q：你在坚持写潮语歌曲，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毕竟潮语很边缘，也没有多大市场化的空间，是什么推动你去做这件事？在普通话、英语成为绝对的商业主流的时候，坚持潮语歌曲创作的意义何在？ A： 如果我是专职音乐人的话，我可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写潮语歌曲，为啥呢？心态不一样，我现在写潮语歌曲完全是以兴趣爱好的心态来写，也正由于受众面窄，没多大市场化空间，没啥钱赚，所以对于专职音乐人来说专职来做这个事不大可能，肚子都填不饱，哪有精力去谈文化。不过，单靠个人微薄之力很难，想把这个发展得更好，还是得看能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找个合适的投资者来一起做这个项目了。 1999年，是在高二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电脑音乐。当时有一个国产的软件叫“音乐大师”，当时就用了这个软件花了一个星期编了第一首歌，叫《寂寞夜》，那算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潮语歌曲。后来又创作了一首《有闲来食茶》，开始有人唱开了。之前听的许多潮语歌曲，在编曲上都是按非常传统的手法做的，我就想可不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接触到的一些好像拉丁音乐，R＆B，BLUES这些，就是在编曲中结合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风格。既保留本土风格，又能土中带雅，结合很多现代的东西。 目前单枪匹马做这个事，主要还是跟我的恋乡情结浓厚有关，这个我会继续坚持，这是我个人空间里的专属东西，即使真的赚不到钱。而创作的意义，当我看到潮汕我们这辈人及我们的小孩子说潮汕话的时候，很多字词不会念，得用普通话代之，这时我真的有冲动想用音乐的方式，也是为本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献上微薄之力。 Q：写潮语歌的挑战在哪里？ A：从作曲来说，作为流行歌曲，曲是不难做的，但从词来说，我觉得非常的难。有一个问题，即使是潮汕语系，潮州和汕头话也有区别。潮语歌曲在汕头一带发展得比较好，大家唱潮语歌曲的时候都是以汕头口音为主，而不是以潮州口音为主。我发现汕头一带的口音都是比较轻盈的，也比较有旋律感。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听《苦恋》，《一壶好茶一壶月》的时候就觉得。 一般说来，用潮州话来唱潮语歌曲的话，总觉得特别生硬，于是我就一直追溯。我先追溯闽南语歌曲，主要是追溯台湾本土音乐，然后我发现它们里面很多音乐元素是来自日本，在发现台湾闽南音乐中渗透了日本的音乐元素之后，我就继续追溯到日本的音乐。其实，很多外地人听我们说潮汕话，都觉得我们像在说日语。我就想，我们可否结合日本的音乐，从日本音乐中选一些出来融合到潮语歌曲中，看看是否合适。在我作的一首《冷夜葬心》中就加入了某些日本音乐的元素进去。 台湾流行乐坛比我们早崛起很多年，闽南语歌现在全国流行，这是时间上的差距，毕竟我们起步比人家慢。著名的音乐人陈小奇先生可以说是首开先河的人，他属于第一批优秀的潮语流行歌曲音乐人，到现在我还是经常听《苦恋》，《一壶好茶一壶月》这些歌曲。 Q：近两年在潮汕地区很受欢迎的《湘子桥》这首歌的诞生前后是什么样的经过？ A：《湘子桥》这首歌是2007年最后一天的半夜里写的. 湘子桥是潮州的地标古建筑，2007年复古翻修，我还是挺激动的，就结合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体验，动笔顺畅，一气呵成。这首歌的主要是我对潮州湘子桥的一种情结，更多是注重个人情感的东西。而写这首歌时主要表达的亮点在于妇孺皆知的副歌民谣歌词部分。很多人在抱怨，为什么是用普通话加潮语，而不是全都是潮语。这个跟我的定位有关，我想，这首歌的对象更多的是面向全国人民，有点像“我”在向外来的游客朋友们叙述我作为潮州人的湘子桥情结，可以说有点旅游文化歌曲的感觉吧。我爱乡，于是我也宣传我家乡，全用潮语唱的话，外地的听不懂，自然也就没兴趣听了。这和后来写《潮汕人》同个道理。 Q: 你怎么看当下各电视台搞的选秀、造星运动，你自己会去参赛吗？ A：首先我的观点是：利弊并存。现在我们周围基本都是以经济为中心，所以选秀造星与商业运作挂钩，这是必然的。不可否认的是，选秀节目的红火确实带来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真的让整个圈子活跃了起来，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经常带来观众的骂声一片。有骂声，说明出现了变味的东西，至于变了什么味，其实都在大家眼皮底下，大家都清楚。选秀造星，我会关注，但不参加。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郑皓丹1-560x372-115x115.jpg "Music in all languages – 郑皓丹：小众语系的自由音乐人")
Music in all languages – 郑皓丹：小众语系的自由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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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崔健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嘶哑着嗓子问台下的观众：“你们年轻吗？你们还有梦吗？” 有些70后的死忠趴在第一排，喊的热泪盈眶：“我们有梦！” 崔健真的老了，摄像头把他脸上的褶子，稀疏的头发捕捉的一览无遗，同样老去的还有他的那帮老战友们，90年代和他一起唱《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的乐队，那是几个已组家室，曾经放肆叛逆、红遍天南海北的中年男人。 有人扛了红旗，走上了舞台，舞台上旌旗飘扬，松烟把老男人们的眼神照的格外血性，大家跟随崔健的手势呐喊、冲撞……身旁的90后姑娘捅捅我：“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为什么他们的歌曲我一首都没听过呢？“ 我该怎么对她解释我们这代70、80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和致敬呢？ 我说：”你听下去吧，那是一个还用着红暖瓶，大街上唱着《九妹》，没那么多的车，小贩的吆喝也像一首摇滚诗歌的时代。“ 唱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示意乐队住了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场内外寂静如旷野，崔健还是戴着他标志的鸭舌帽，就像那代玩摇滚的人头上都别着一顶看不见的紧箍咒。崔健说：“你们知道吗？那时不让我们搞地下乐队，不让一群人扎堆，我们就租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排练。人群站满了，没椅子坐，就蹲地上，站到了大街外……警察来抓人，叫我们都把手反背到头顶上，和犯人一样靠墙角蹲着，枪眼子就对着这些年轻人。” ”可是他们的眼神里有梦！那是亮闪闪的执拗的有梦的眼神。“ “就像这样……”崔健缓缓下蹲，手反绞到头顶上，”像这样蹲阴影里……“ “你们想站起来吗！”崔健的声音庄严得像审判官，从遥远的地底传来。“你们想站起来吗！” 人群沸腾了。他们学着崔健蹲在了土地上，冰凉的土地渗着隔夜的雾霜，从脚底板爬起冷意。 “像这样，站起来！”人群肃静了几分钟，大地似在下沉，树叶静止在风里，随着崔健从台上缓缓站起，音乐响起。 所有人都兴奋的蹦起来了！蹦向了天空! 一、二、三、四 听说过 没见过 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 没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 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 走过去 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 做什么 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 总是说 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 泪也落 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 躲一躲 心说别着急 噢..噢..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1/12/p1020515-115x115.jpg "Are you still young? Do you still have dreams? – 你还年轻吗？你还有梦吗？")
Are you still young? Do you still have dreams? – 你还年轻吗？你还有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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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回了一次老部队。 其实准确地说，是老营房，因为部队早就不驻扎在这里了。 这里是长清县的五峰山，现在好像是济南市的长清区了，而我们的营房也大都成为了旅游地，雕梁画栋的房子盖了好几座。 好在还保留了几排当年的房子，用石头垒成的顶部旋砌成窑洞的模样，年代很久了，显得有些破败。但是，神奇的是，当我站在这40多年前住过的房子前面时，耳畔似乎想起了当年的歌声。 营房的每一块石头都成了录音机。 军营的歌声，其实总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1969年的2月24日，一列闷罐车把我们四百多个新兵蛋子从北京拉到了济南，随后，我们分到二营的就被大卡车拉上了五峰山。 刚刚下过雪不久，我们踩着雪进营房。突然，一阵雄浑的歌声响起，这是连队的老兵在唱歌。实际上不是歌，而是京剧的曲调，不过填了新词：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万寿无疆，再祝，林彪副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是我到军营里听到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把我镇住了，激越的音符在山里回响，至今也在我的心里回响。不是说词，那词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关键是那旋律和那上百个男子吼出来的动静，在空灵的山中回荡的那种感觉。 当时的部队，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后来，我们连队曾经驻扎在济南团部，记得那时每天起床号之后，照例是《北京颂歌》从高音喇叭中飘出来，歌词我还大致记得：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地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 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 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 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火红的太阳， 照耀在中南海上， 伟大的首都， 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想来也正常，毛泽东的教诲“党指挥枪”在部队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在灌输这个观念，唱歌是部队的必修课，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的阵地，不可忽视的。 说起必修课，想起一个唱歌的重要地方，就是饭堂前。那时候，吃饭前要唱歌，不唱歌不能进饭堂。一般是以排为单位，值班班长指挥大家唱。来的晚的人要补唱，不过似乎一两个人就不用补了。 大家在里面吃饭，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下唱歌也不太妥当。我那时候常常躲到最后去吃饭，避过唱歌，损失呢，是好吃的会被抢光。 其实不是大家都愿意唱，记得一次站在我身边的排长嘟囔一句：感谢党给我们饭吃。 在饭堂前唱的最多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是因为多么很鬼子，而是因为这首歌短，喊完了就可以吃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当然，除了短，这首歌也阳刚，是可以提振士气的。特别是开头的“大刀”两个字，似乎是积压了千年的声音从嗓子里迸发出来，格外响亮。 如果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就不得了了，因为这首歌太长，从第一唱到第八，非把战士们唱晕过去。 […]](http://magazine.marcopolo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1650574538100620735-115x115.jpg "Songs from the camp – 军营的歌声")
Songs from the camp – 军营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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