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capital and China’s reform –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推动中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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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增强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必能极大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对改革正式制度,促进政府的法治转型非常重要。

Herrmann Pillath,德国人,中文名何梦笔。古汉语硕士,经济学博士,法兰克福财经与管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演化经济学、制度与治理、多元文化比较等方面,对中国、俄罗斯的转型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和心得。

2014年1月16日在君泽君律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前,中国社科院的冯兴元研究员简要介绍他这位德国导师:“他是弗莱堡学派第四代传人”。二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们提出一条介于社会主义经济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时,何梦笔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关系”,提出中国并非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集体主义社会,儒家教义里有一种“比西方更加激进的个人主义”。

东亚的经济发展,曾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裙带资本主义”,如何定位国家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角色?如何审视中国的“关系网络”在转型中的作用,不仅避免其负面效应,且借助和提升传统,建立一个强大而符合法治规则的社会网络,以促进中国的转型?何梦笔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关系”

戴志勇:在谈论经济社会发展时,人们通常会提及物质资本、土地资本、人力资本,但对社会资本似乎关注不多。怎么理解社会资本?

何梦笔:社会资本有两类:个人的,或集体的。总体上,是指一个人能利用的所有社会网络、关系和机会。芝加哥大学有两个学者,一个叫Ronald Burt,强调个人的社会资本,一个叫James Coleman,强调集体的社会资本。

发掘和利用社会资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绑定,强化现有的网络纽带;一种是搭桥,搭建新的社会联结。绑定和搭桥可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两者都需要,但有时两者之间也要权衡取舍。绑定是强化和利用现有信任和合作关系,但可能导致“低水平制度陷阱”,缺乏开放性,也许陷入封闭不利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我有个博士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个研究项目,调查纽约调动一些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进行参与式预算的情况。居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一笔预算,来制定参与式规划,改善社区生活条件。有些黑人社区,主要是绑定现有网络联系,没有去搭建新的网络联系,只是利用现有群体的内部资源,不能引入和利用新的程序、新的机会去获得预算资源。社区里的贫困者没参与其中,没得到利用预算的机会。有的社区,吸引大家参与,积极搭建和创造新的网络关系,利用新的预算资源和机会,达到了项目目标,社区居民都从中受益。

戴志勇:这个例子可以显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但这跟文化有什么关系?除了鲁滨逊,谁没有人际网络?

何梦笔:但中国有独特的社会网络结构,跟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关系。文化的含义广泛,包含某个群体对生活的共享看法,相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共有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等等。中国人的观念、信仰和社会结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我曾在一个讲座中谈到:经济学中对文化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经济学家总把目光集中在《国富论》上,但从《道德情操论》中可以看到,道德情操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是构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我们分析人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多维度性质,体现为激情和道德情操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而道德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是经济秩序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已经遗忘了斯密一半的思想,忽略了他所讲的道德情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遗漏了对社会资本的讨论。

戴志勇:传统中国人是比较讲“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五种关系,都有自己的价值内核。比如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仁臣忠。原来意义上的“君臣”已经改变了,其他这几伦跟现代的经济社会的运转是什么关系?你曾谈到,经济增长反而可能带来社会资本的减少。在写给冯兴元的著作《规则与繁荣》的序言里,你还谈到社会资本存在一种负外部性,有些组织有很强的社会资本,但可能带有危险性。难道社会资本不是中性的,未必就有益?

何梦笔:中国人的“关系”网络远不止这“五伦”,血缘、地缘、业缘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中国的社会资本,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配置、信息和信任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特别快的时候,各种社会结构转型得快、解体得快,信任能否维系就成了问题。新的结构要生长出来,就需要新的搭桥。搭桥的过程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但是,那种强关系的绑定状态可能有害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阻碍开放精神,它是基于现有的信任关系来维持合作。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可能要更多利用搭桥的功能,扩大新的关系网络。

黑社会是一种强关系,基于强社会资本,但对社会有危险,行贿受贿者之间形成一种绑定,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但有巨大的负外部性。

现代制度要嵌入非正式的文化传统

戴志勇:或许可以简明地把社会资本视作人与人交往的网络,是中性的,可能是一种先于正式制度的习俗、组织、社会形态?它们与正式的国家制度建构是一种什么关系?

何梦笔:正式的制度需要嵌入于“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和文化传统。我常举德国的例子:德国要纳入法治,就要嵌入基督教形式的宗教。这些理念导致产生了德国的现代经济体制,甚至德国宪法的很多具体的历史特点。例如,德国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但又通过规定更根本的社会责任价值和规范,以防止滥用来自财富所有者的私人权力。这反映了黑格尔对政治共同体中的“伦理生活”(即“德性”)的关注,这种“伦理生活”是市民社会和市场赖以蓬勃发展的基础。法治必须成为一个正式的宪法原则,但它要植根于社会伦理和非正式制度,以保持完整性。

传统社会快速转型时,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要面对很多匿名关系,随着这个群体变大,匿名性越来越高,人们就要利用正式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

戴志勇:在法律制度中,人们能比较放心地交易与合作。法治等制度要落地,需要植根于已有的规则和传统吗?关系网络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何梦笔:要区分两类信任:个人信任,体制信任。传统的家人或朋友关系中,社会可以获得良好的运转。与陌生人交往,单靠个人信任,圈子有限,交易或交往风险变大,体制信任就非常重要。法治是强有力的规则,要有很多第三方执行来保障陌生人社会的运转。

但要创建和维护这种制度,非常昂贵。别人欠你钱,不是个人追讨,通过法庭起诉,可能要三年才能有判决结果,即使法庭判你胜诉,对方可能没钱,没法执行。你耗不起。所以,正式制度再好,还是需要非正式的制度。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稳定预期。正式制度需要植根于传统文化,同时,正式制度替代不了社会资本。另外,通过搭桥形成新的社会资本,新的关系,也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机会。

如前所述,关系网络能建立信任,减少交易成本,但有时可能存在负面效应,比如会破坏公平,这又需要加强实施法治等正式制度,同时也要加强网络成员的自主治理和自律。

儒家是激进的个人主义?

戴志勇:一般认为,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是中国转型的根本之一。即使承认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怎么理解传统也是大问题。你提到“关系”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伦理本位的,很多研究中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式的伦理社会偏向集体主义。但你恰好相反,认为中国社会里存在一种比西方更加激进的个人主义,这怎么理解?

何梦笔: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有两种集体主义,一是关系型的集体主义,以个人为起点,自己来组织、创造一个网络,然后去主动地利用它,适应里面的各种关系,关注和尊重相关者,关心他们的利益。它分内外,对待内部人的方式与外部人不一样。

另一种是分类型的集体主义,有个固定的模式在这里,个人只能去遵从。儒家是强调要遵从现有的甚至古时的架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有各的角色、本分,都要做好自己,对这种规范,个人要遵从。儒家也将祖先崇拜作为自己的基本教义。但现代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非常个人主义,中国社会很难笼统地用集体主义来命名,它更符合关系型集体主义,个人非常主动。

此外,儒家的教义也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取向。比如其一,它非常强调个人要不断学习和内在完善,不断提升自己。中国经济的后劲为什么这么足?跟个体的学习和创造也有关系。其二,儒家强调个人承担责任,跟新教伦理有很大的类似性,后者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差别是,新教教徒觉得有个上帝在上面看,要遵从上帝的召唤,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可能得救。儒家是在入世的层面强调个人的责任,不是有个上帝。

美国在生活上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但在对外政策上,又表现出很强的爱国主义,一致对外。在后一个维度上,美国就非常集体主义。日本在两方面都是集体主义的。

戴志勇:《中庸》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儒家强调天人合一,强调此岸超越,也有人把儒家叫做内在超越,把基督教看作彼岸超越、外在超越。弗莱堡学派强调秩序自由主义,儒家也有一种对秩序的尊重。虽然孟子提倡抵抗暴君的权利,但孔子不主张犯上。孔子将君子的概念从等级地位变成一种个人的修养标准,但还是区分了君子与小人,这跟现代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观念似乎有所区别。

何梦笔:儒家是精英主义的,甚至是威权型的。士大夫是自己通过学习来当官,觉得这套东西很好,再去教育普通人。整个20世纪,到目前为止,总体特点都跟儒家有关系,这来自历史的沿袭。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现代化来改变中国,而现代化要由精英来推,这是典型的儒家的想法。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还是一种师生关系。

戴志勇:如何平衡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现代治理的重大议题之一。儒家的观念里,师跟官,道统与政统,也有很明确的区分,谁有权力解释天道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制度设计。在现代国家,至少,教师与官员的角色应有明确的区分。但是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观点,办教育,影响大众的思想,应该是精英们或者每个人的自由。挑战在于:如何平等地对待没受教育的人、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

何梦笔:什么叫现代?欧洲是很好的例子。德国走向现代是一个非常残酷血腥的过程,魏玛共和国的现代国家追求,终结于希特勒的独裁,他想将自己的一套看法强加给全世界,他是反现代的。二战之后,德国很快就转向了开放、宽容、各种不同想法都能共存的现代化。

自由的真正含义是:承认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社会过程非常复杂,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接受,其他人的想法也很重要。欧洲人的很多观念都不一样,有的是独身主义,有的觉得家庭最好,有的是同性恋。

戴志勇:很多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价值的终极性。但中国有些学者,比如盛洪、张祥龙等认为,家庭或才是个体价值的根基,家庭主义对中国人来说很根本。

何梦笔:中国确实很长时间都以家为中心,并生成很大的宗族。宗族成员并不一定全是同一个家庭来源。而且,有些历史时期,在父亲去世前,由于儿媳在背后促使等原因,儿子们成年后就与家长分开来过,而且是有书面契约的。这在欧洲非常罕见,一般都是父亲去世后才会分。中国看上去很集体主义,实际上很个人主义。此外,中国也有一种悠久的非亲属的社会网络,如各种寺庙的聚会、商人行会。同时,村庄被认为是一个地缘单位,里面有不同的亲属关系结构。所以,中国传统里有各种关系,而不是“家族主义”。

戴志勇:秦制规定,儿子成人后,父子必须分家过。这造成一种原子式的家庭,有利于皇帝专制治理。使被统治者原子化,或是古往今来专制者的统治术。

何梦笔:是的!这点非常有趣,早期中世纪教会的规定跟秦制差不多,教会教育老百姓,家庭要小,背后的原因是,几个世纪下来,教民小家庭化之后如果没有儿子,土地财产就属于教会了。

戴志勇:但小共同体是对抗皇权的力量,氏族治理也是一种分权机制。能否从乡绅自治的角度来理解家庭主义?

何梦笔:香港有个全球很权威的家族研究专家叫David Faure,他有很好的研究。我认为,族长或乡绅受到儒家教义的熏陶,与官家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有的家族,培养小孩受教育,去当官。在地方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在乡民社会和朝廷权力之间,还有士绅阶层,他们发挥一种类似于现在的经纪人的作用。

戴志勇:家庭主义在企业制度中也是很顽强的存在。家庭里有一种基于血缘的信任关系;信息沟通顺畅;家族内部分工以分散风险、培养人才,对子弟的才德等各种信息了解透彻;有出息的潮汕男人创业时,家族可能会给很多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港台投资都来自以前出去的族亲等等。家庭关系应该是很核心的社会资本。家族企业在欧美也不少。你怎么看待这种企业的利弊?

何梦笔:德国中小企业里有一大堆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也有非常大的,占据某个行业或产品的很大市场份额。德国经济发展很好,部分归功于家族企业发达。家族企业本身不一定就是问题。中国也如此。可能在传承上,会存在一些挑战。人们容易由此认定家族企业必然有问题,其实未必。

裙带关系与自由竞争秩序

戴志勇:在中国从计划-命令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基于各种熟人关系的资源配置,在最初起了很大作用。拿批条、倒物资,在消解无效率的计划-命令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也造成大量腐败。有人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现在,执政者认为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你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社会资本,对此怎么分析其利弊?

何梦笔:市场在很多情况下要基于关系,熟悉这个人。建筑的屋顶,30年要一次修整,维修的时候,熟人更了解维修工的信息。法律对于匿名社会很重要,但我们有句话叫“法律的影子”,是说法律虽然是一种正规的制度保障,但平时可以不用它,只在没办法时才求助于法律。平时的交易,关系是重要的。可能改革初期,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非正式渠道和规则,它显示了自己更基本的生命力。转型后,一定要符合法律规范。清除“寻租”的土壤是最重要的。

戴志勇:你怎么理解裙带资本主义?

何梦笔:裙带资本主义强调的是不正常的政企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资本与资本之间,资本与政府之间,难免有各种关联。问题在于,如果权力比较强,超越自己的正当权力,或权力的范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定,资本所有者就不得不跟强权搞好关系,行贿等,让权力给你特殊的照顾。你这么做,别的企业也就不得不这样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很糟糕。在美国,1900-1920年,非法勾当很多,政企关系也很乱。美国做了很多调整,建立法治,明晰政府跟企业的关系。美国的股市,如内部人交易,很难完全避免。做买卖总是要熟人,需要证券公司给你一点信息。那就要权衡,这种信息提供到底是正常的,还是非法的。美国人也有很多私人关系。那些顶级的大家族或者大公司,CEO之间保持紧密关系,相互生意可能做得很大,这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种交易成本,很正常。关键是合法。政府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公平、公开的竞争秩序。这就是我主张的秩序自由主义。

戴志勇:维持竞争秩序有不同的做法。比如奥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可能认为,对于市场垄断,自然会有市场开放来打破,不需要政府出面来反垄断。所谓自然垄断,也可以不同的方式来增加竞争,真正的垄断就是权力垄断。你怎么看?

何梦笔:这两个观点可以综合起来,妥协处理。一个基于更大效率的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是消极的垄断,会自然地将一些竞争者淘汰掉;积极的垄断,是霸住自己这一块领域,用各种不恰当的方式,不让其他竞争者进入。后者是有害的。另外,垄断企业作为私权对政府的公权可能造成挑战,强大到可以裹挟公权力,让政府让步,或勾搭在一起,这也是很糟糕的。这都破坏竞争。太大以后,不会是大而不倒,而是大而不坐牢。

一般说,竞争是为了利润。在巨著《经济与社会》里,马克斯·韦伯对竞争做了个很好的定义:竞争就是想独占市场机会的行为。这隐含了想要最大化自己的利润,隐含了想要创新的要求,认为这是最好的独占利益和机会的手段。

如果这么看问题,权力是市场经济内生的问题,意味着政府要发挥作用。公权和私权都有可能被滥用,都要防范。因此,社会市场经济都要优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竞争就得避免完全的垄断,但竞争又内在地驱动经济主体独占经济的机会,这就有可能滥用私权。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开放的竞争。

戴志勇:庞大的国有资产会在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会妨碍自由竞争吗?

何梦笔:国企也分两类。一类跟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实体一模一样,政府不参与其运行。另一种,政府或政党组织不断干预,或国企老总与政府官员经常互换,连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这是中国遇到的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戴志勇:难在政治的逻辑和经济的逻辑混合在一起。成本软约束,经理人市场付诸阙如等。2003年建立国资委,想解决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德国也曾经历过计划经济,怎么解决这类问题?

何梦笔:现在德国的经济部门里,国有企业少之又少。德国过去还对汉莎航空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和联邦铁路进行了民营化或者部分民营化。维持竞争秩序很重要,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戴志勇:洛克认为,政府只有保护财产权等的工具价值,经济学家罗斯巴德认为政府越小越好。但黑格尔大概不会同意,他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非常重要,是人的自由得以可能合理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你更认同哪种国家观?

何梦笔:主张秩序自由主义的弗莱堡学派的文献里没提黑格尔,但我认为它们反映了黑格尔的一些观念。黑格尔有一定的道理。自由市场演化的过程中,有些行业协会可能制造出一些与竞争相抵触的规则,需要政府来采取措施,扫除这些障碍,来让竞争更好地运作。自由市场加上一个维护竞争的国家,才是一种好的结合。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那本书里,很大一部分是在讲黑格尔。他认为有两类自由主义传统,一类是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类是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他认为后者更可靠。黑格尔代表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

戴志勇:这与哈耶克的想法不同。哈耶克认为基于逐个改良问题的英美经验主义理性更能维护自由的秩序。如果以哈耶克的视角来对待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或应逐渐调整,使其更自由、更宽容、更平等,而不是推倒重来。哈耶克反对福利国家,你说政府要在维护竞争上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在二次分配上,你是赞同哈耶克还是罗尔斯向弱者倾斜的想法?中国传统里有什么可用的资源?

何梦笔:哈耶克不太喜欢社会正义这种东西。他认为福利国家是损害了自由,很多人好像是有权享受很多福利,失业了,老了,这些政府提供福利待遇,福利不能被当做是一种权利。在这方面,罗尔斯曾提过一种民主制,所有“有产的民主”,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财产,任何人都要能掌握一定程度的资源,使用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比如选举等。这种体制,跟早期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相通。这有利于实现每个人的包容性的发展。

这里面,教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你要利用这些制度,需要培养能力。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对教育都非常重视。没参与能力和机会,就可能成为社会福利的接受者。国家要给他们教育机会,使其平等地取得教育机会,古时候是讲每个人都有土地,现在是讲每个人都要有人力资本。

我听说,农村的大学生在顶尖大学里的占比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十年后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社会不公会强化。

戴志勇:国家在教育方面要扮演公正的角色。但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还不公平,尤其,社会自办教育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权力大,如何防止其在市场和社会中的滥用?社会资本能起到什么作用?

何梦笔:日本二战后五十多年由自民党一个党执政,没有问题,但应把一些最最基本的原则坚持住,然后让社会自己演化。只要媒体发挥作用,有言论权利、组织权利,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同。很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民主也可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从社会来说,各地政府要避免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冻结”,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应该建立更多的桥接,尤其是,要让不同的民族、族群建立起联系,让不同文化都有生存的空间。各种公民组织可以建立和分享认同,这能避免一些有害的强关系的绑定造成封闭性,在高信任与桥接新的网络联系之间,做出适当的权衡取舍。由此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增强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必能极大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对改革正式制度,促进政府的法治转型非常重要。

(戴志勇系南方周末评论员,冯兴元研究员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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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Nanfang Zho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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