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is a call to freedom – 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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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杯期间,我和一些朋友一边看球,一边打赌取乐。结果我输了好多香烟啤酒鸭头,以及两顿饭,只赢了一套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待世界杯结束,盘点战果,我表示认赌服输,有人却说:你赚了。当时算了算,新版余英时文集,一套十二卷,原价639元,八折足可到手,哪怕照原价来算,还不够两顿饭钱呢。不想三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真赚了,那一纸禁令,使余英时等人的著作洛阳纸贵,如今余英时文集的市场价当在2000元左右,据说在淘宝最高标到49999元(当然这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使我在为禁令愤怒、悲伤之余,略有一丝苦涩的欣慰。在此特别鸣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禁令传出之后,当当网反应神速,制作了一个页面,名曰“那些即将买不到的书”,该页面列出了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张千帆、徐晓、九把刀等8位作者74本书,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选购。由此可见三点,第一,禁令沦为了促销手段;第二,禁令沦为了推荐书目,官方要禁什么书,民众就读什么书;第三,禁令备受讥嘲,形同虚设,就连当当这样的正经电商,都不把官方的文件放在眼里。
说到拿禁令来促销,想起叶灵凤先生钩沉的一个典故:爱尔兰一向有“自由邦”之称,1937年,“自由邦”公布了一份禁书目录,含书籍695种,期刊11种,这可便宜了英国的旧书商,他们公然打出广告:“此书在爱尔兰自由邦被禁。”这些书随之成为畅销书。
1945年,叶灵凤写《关于禁书的笑话》,举了三个当时的案例:其一,一位青年因读鲁迅《呐喊》而锒铛入狱,竟被枪决;其二,检察官患“恐红症”,只要书籍封面为红色即行查禁,理由是封面红色,其内容必然涉“红”;其三,马寅初的一本经济学著作遭禁,理由是马寅初和马克思都姓马,都搞经济学。
我可以补充一些台湾戒严时期的禁书故事:海关禁书,十分无厘头,常闹笑话,如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被当作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中国古籍《毛诗》,被当作“毛泽东的诗”,皆遭查没;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度都是禁书,只能改头换面出版,如《射雕英雄传》,有人认为在嘲讽蒋介石,出版之时遂改名《大漠英雄传》,《倚天屠龙记》改名《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叶灵凤先生是研究禁书的名家,他感慨:“关于禁书的笑话是写不完的,因为这制度本身乃是一个笑话的泉源。”他曾在香港一家报纸开专栏,名曰“禁书史话”,当时香港还有书报检查制度,这个专栏常常遭到删削,只能留白。连谈论禁书历史的文字都成了“禁书”,实在让人笑掉大牙。
只是这样的笑声,不免含泪;禁书虽然滋生了许多笑话,就其本身而言,绝对是一大悲剧。以禁书来促销,终究属于特例;在大多时代,一本书被禁了,也许从此湮灭无闻,消失于知识与历史的视界。更可怕的是,禁书不仅是对书籍的摧残,对知识的压迫,还可能造成对头脑的禁锢,对人身的伤害。如海涅所言:“哪里焚书,哪里也会把人扔进火堆。”所以秦始皇焚书的同时,还要坑儒,权力者禁书的同时,还要抓人,余英时、九把刀遭禁,郭玉闪、寇延丁则被抓。
中国的禁书史,与中国的专制史一样漫长,同理,对禁书的反抗,与对专制的反抗一样坚忍。不妨说,哪里有禁书,哪里就有“雪夜杜门读禁书”,哪里有禁令,哪里就有对禁令的蔑视、规避与消解。从长远来看,公权力的剪刀手与书籍、读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将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因为,禁书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周作人语),更是因为,知识、观念与思想,不比人身,无法囚禁、灭绝,对知识的向往,正如对自由的向往,同样无法禁绝。有人列举了一份曾经被禁、后来畅销全球的书单,包括《洛丽塔》、《1984》、《日瓦戈医生》等名著。说到底,你可以在一些时间禁止所有书籍,你可以在所有时间禁止一些书籍,你却无法在所有时间禁止所有书籍。你可以扼杀花朵,却无法阻止春天;你可以杀光所有的鸡,然而天终究会亮。
对禁令的反抗,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自由的捍卫。作为一个读书人与写书人,我最爱绍兴新青年书店制作的马克杯上所铭刻的那句箴言,姑且借花献佛,献给十二岁的宁波枫林晚书店:
“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Source : 21ccom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