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intellectual, or private thinker? – 是公知,还是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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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玫瑰的名字》作者翁贝托•埃科曾经到访中国,在无数麦克风和闪光灯的簇拥之下,他游刃有余地向学术粉丝和媒体公开兜售他的埃氏幽默与博学。

 

说到埃科的博学,人们总会盛赞他庞大如北极熊一般的学术体型,这位当代著名的欧洲公共知识分子,一身横跨兼哲学、史学、美学、文学评论、宗教学、小说、散文等多个学科领域。但是博学也并非完全就是好事,博学之后还要有精学才行,君不见在博学中迷失不见,继而流于卖弄的学问家并不在少数。所以埃科在《玫瑰之名》、《傅科摆》等历史小说中,也不乏大量枯燥而庞杂的人文知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这也是知识分子小说的普遍不足,钱钟书亦是。古今中外,能在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角色间自由转换而又能各得其神韵本色者,真是寥寥无几。

 

埃科出过一本《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洋洋四百多页,收录了他自1985年在《快报》周刊的部分专栏,这些小文章大都脱胎于他记录在密涅瓦牌火柴盒背面随性记录下的轶闻和感悟,故名曰“密涅瓦火柴盒”。而身为“装在火柴盒里的人”的埃科,为《快报》周刊写了三十多年的文章,但他却不像我们当红的专栏作者那样油腔滑调,卖弄机巧,一口气钻进下三滥,空写字句套篇幅,他对报章杂志专栏这种快节奏性的文化消费,自是有他的一番讥讽与自嘲。

 

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中,埃科坦言,“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该写什么,没有任何新鲜的话题,所有的都已经说过了——这就是我有义务要传达给读者的消息。有的时候,沉寂确实就是唯一的新闻”,但“我不能沉默,否则读者会认为我是知而不言”,所以埃科就把下面一段以110个“等”字代替,“或许你们自己有什么秘闻,那么不如由你们来写上一篇重要的文章吧。我给你们提供一段空白的篇幅。你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所有的‘等等’字样都替换成别的文字,来填补这一段空白好了”,这真是一篇绝妙天书。此外书中到处弥漫的,是埃科对现代性的深刻自省和忧虑,对民主体制、战争、电脑、网络、电视、城市、工业化、高科技、城市化等他都有清醒认识,这些光鲜耀眼的领域相继沦为在他笔下被戏谑与调侃的对象。他对资讯全球化时代毫无节制的开放颇为不满,寄存于西方左派乌托邦幻想中的“地球村”他也仅认为是技术的虚假繁荣,并不触及人的内心世界,和技术的进步相比,他更关心对人本身的尊重,甚至是犯人的基本人权他也要捍卫——而书名之为“密涅瓦火柴盒”也真是一语中的,在海啸般铺天盖地的现代社会里,亦只有火柴盒这个巴掌大的方寸之间可供埃科激扬文字,静静地守卫人心世道和人之为人的底限了。

 

埃科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正充分城市化、工业化的中国正是别具意义。中国的传统社会,渐渐被一个全新的商品化社会鲸吞蚕食,“神圣感缺失”,造成一代人的无根感、无意义感、无归宿感,尤其是“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但是沉浸于官能的国人似乎尚未意识到此问题,反而肤浅地以为只要现代化就绝对是好的——但这也只不过是穷怕了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匍匐于利益的一边倒思维而已。而在现代化之路上先行一步的欧洲诸国,对现代性问题已早有触及,从海德格尔就开始了,形成了一个批判现代性的传统,是西方几代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埃科亦不例外,他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敏感反思,正可给深陷其中的我们提供一种观照。

 

之外我所欣赏的,是埃科一身分兼两任,既是小说家,又是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现在是有小说家,也有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是自私知识分子,借公为私),但是小说家里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里的小说家,似乎都不多见。中国的文史哲传统上是不分家,但后来是分得越来越散了,小说归小说,学问归学问。民国年代,还保留着大量的小说家知识分子,鲁迅、茅盾、丁玲、沈从文、郁达夫、叶灵凤、施蛰存,无论左翼的右翼的都有,表达立场,质疑公权,还接着五千华年的传统。而1949年以后的小说家,大都都缺失了这种操守,尤其是如今,小说已经进入了常态写作,更多的是匍匐于娱人娱己和获利,早已是沦为传统之外了。

 

无论东西方诸国,以小说家之身而发知识分子之论的,法国有萨特、有波伏娃、有加缪,德国有托马斯•曼、有黑塞,日本有大江健三郎,前苏联有索尔仁尼琴,而环顾国内,我们找不出一个来,王蒙?王安忆?苏童?叶兆言?贾平凹?莫言?余华?阿城?没有,一个也没有。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现在不在发声了,没有主张,没有反对,只有消遣和沉默,编织文字锦缎,虚构冲突、对峙、激烈和欲望,你说他们耽于艺术一隅也好,专注于纯文学创造也好,但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在一个有待于完善和重建的社会中,你听不到最敏感的文学家的声音,这是很可悲的。文学家们中间,或许北岛还能算一个,但他的“诗学政治”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时代姿态。

 

此外这类学术思想著作的翻译,远远不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了。八十年代的翻译引进,译者大抵都还有些功底,老派传承,功利性也没有那么强,更多是出于兴趣和个人喜好,此外兼具教化普罗大众的功能,扮演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启蒙之姿,所以还差不到哪里去。随着九十年代后出版的放开和市场化运作,“翻译工业”逐渐大兴盛,一时各外语系师生都成了翻译家,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翻译水准的参差不齐,一是很多硬伤上的不准确,二是翻译体的不忍卒读、不知其所云,三是很难做到文从字顺,更别提表达原文的精微所在了。其实,上好的翻译家一定要母语好过外语,但是现在的翻译家们,母语本来就成问题,翻译过来的外语更是一知半解了。

 

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很多人做翻译不是因为喜欢书,而是因为喜欢钱。

 

节选自《替全世界去仰望》,林东林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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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Douban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