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ing up’ and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 从开放的角度看家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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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力》这本书主要针对的还是企业界,我读了以后,觉得里面探讨的经营思想很有道理,也很有意思,但我自己在企业管理方面其实没太大发言权,因为我试了几次做企业都是不成功的。我很想开放的角度探讨一下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170多年,这是中国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一个阶段。清政府那个时候很封闭的,自以为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国家,所以看不起外国人。后来吃了败仗,对外国人又非常的害怕——这还是一种封闭的姿态,所以整个清政府一直到它灭亡没有走出封闭的道路。孙中山是很开放的,他到过英国、美国、日本、苏联,对世界的情况相当的清楚。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的,一直到死的时候他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国成立是在1911年,1911年以后这个阶段,中国的政治挺乱的,基本上是打内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有的仗打起来也得死上万人。1911到1937年这20多年,中国基本上是军阀割据。那个时候各个省有自己的部队,而且有自己的钞票,好象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到我出生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国摆平了,除了共产党,别的那些军阀都归顺给蒋介石了。以后就是一个抗战的八年,也是一种被迫的开放,最后还是靠着美国抗战胜利了,要是没有美国抗战不可能胜利的。国民党跟日本人打,也包括共产党决定抗日,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牺牲非常的大,但是节节败退,很少能够把一个地方守住。在抗战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开始往外看。当然时间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从1949年到现在64年,这个64年可以很清楚的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封闭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开放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是非常的明显的。从1840到现在170多年中国所有的进步,我觉得说的极端一点百分之百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如果把中国封闭起来,不开放,跟西方没有人员、商品、思想、文字这方面的交流的话,中国还是老一套,还是秦始皇那一套,还是慈禧太后那一套。

从技术上讲就不用说了,电灯,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不用说计算机、数码相机、飞机、火车。我们现在享受所有的现代化的科技成果差不多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中国人没有产生很了不起的,对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发明。从体制方面讲,我们现在用的市场体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市场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这些东西中国要向世界学习。我们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有交换但是没有市场的制度——市场也是有的,没有市场制度。市场制度首先要建立在人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之上,但传统中国社会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因此不可能产生一个谁都不能违背的市场规则。所以市场制度完全是外部进来的,比如说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些都不是中国固有的。中国 有山西的钱号,但是那个不是银行,银行的功能跟它的功能不一样。

有很多新的东西,比如“共和”这个词语就是外国人发明的。日本翻译把它翻译成共和,我觉得这个翻的很准确,要不然翻成什么?不要打仗,讲道理,大家要和平。我们现在有人民代表大会,慈禧太后、秦始皇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会觉得碍手碍脚——干吗要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不管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制度都是外部推进来的。我们在170年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大的进步完全是学的外国,受益于东西方交流开放的结果。当然我这个想法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说你是崇拜西方,那我们拿事实来看,我觉得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

因此开放的重要性是我们亲身可以体验的。如果我们再往前推,清朝以前是明朝,明朝的时候有郑和下西洋,那个非常了不起,那个比哥伦布是小巫见大巫,哥伦布是三条小船,郑和下西洋是几十条大船,那个时候是很开放的。但是明朝的皇帝不喜欢这个开放,最后就把海域封闭起来,所以中国丧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明朝的时候商业很发达,而且明朝在中国历史上讲也算是比较发达的时代,特别是在郑和下西洋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如果再往前看,最成功的时代就是唐朝了,唐朝的时候长安有很多外国人,我觉得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交通这么不方便,长安地带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而且唐朝有几个皇帝还学外文,像李白就是能讲外国话,在朝廷是当官的时候,能跟外国人打交道。这个开放对于我们太重要了。

郭宇宽这本《开放力》主要是讲企业的,讲了很多跟开放有关的人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如何长盛不衰。我觉得宇宽的思路跟我的想法是不约而同:企业就是一个交换的单位,对内对外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双赢,对人有利,对自己有利。不光是在对外交换是双赢,对内的员工和企业的关系,甚至企业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双赢,双赢乃至多赢才是财富的创造。

到现在开放的意义已经不限于财富的创造了,因为我们太重视财富了,我们对开放力的理解需要眼光更宽一点,超越财富对开放的理解,你自己是开放还是封闭的一个系统,开放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企业的运作,而且是一个为人的一种立场和修养。

中国解放后的60多年我们吃了很大封闭的亏,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有了开放我们就有了世界的眼光,因为要和世界交流对话,就有了普世价值,当前我们从开放力的观念中可以引申出许多对中国未来的一些想法。



Source : aisixiang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