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od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 中国的洪水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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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拉特的《4000年前的中国》一书中受到启发,马克斯·韦伯在他那本经典之作《儒教与道教》中也当了一回训诂学专家。他写道:“治”的意思是“调整江河”,“法”的概念则与“疏通江河”一致,为中国的制度伦理体系加上了一个河流的阐释学维度。不过,韦伯的兴趣和重点在于城市、君侯管理和经济政策,所以对于河流的政治影响力,他的评论仿佛微风拂面,点到为止。对于一个内陆国家来说,河流意味着交通、贸易和生存都具有了可能性,它的存在是一切生活秩序和民族精神的渊源所在,任何将其忽略不计的作法都可能是危险的。

人们在将一条河流尊称为“母亲河”的同时,他们的意思是否是要说他们本身就是河流,是与河流同一的?事实恰恰相反,对黄河的尊崇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们的恐惧,如果从字形搭配来分析,法这个字的原始喻义应该是“排水”。历朝历代河流的绝堤和改道,它仿佛脱缰野马般的难驯之姿都令百姓和官员们望而生畏,幸好有大禹这位救世主横空出世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洪水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政治考验,通过治水这架天梯,他达到了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宝座。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文学的转义将水和人民的两面性(奴性与叛逆性)挂起钩来,从而使河流变身为一个关于国家管理的重要隐喻,也使任何破坏固有秩序的行为和思潮拥有了一个专业术语――洪水猛兽。

由于洪水所实施的是一种流寇战略,它在摧毁村庄、乡镇,围困城市和山峦的同时,也在默默地支持着农民起义的方法论,因而,水灾一直被认为是王朝气数将尽的“异兆”。中国的君主们总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控制水利,这是一个农业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人事问题,它已潜移默化为政治生活中的内部核心概念。韦伯认为,“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尤其是对江河的管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梦想换来的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这与其说是过于严苛的劳动强度和工资水平没有保障民工的谋生底线,毋宁说是隋炀帝放弃了顺应河流的流向这一天经地义的自然观而被民众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触动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主政的机会。

韦伯的另一个说法也很有趣,他说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个“祈雨师”。雨水作为一个气象学(在古代应该归入天文学的范畴)上的难以预测之物,除了少数能够夜观天象的专业人士之外,并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旱情发生时,祈祷就成为唯一有效的手段(道士和僧人能够获得官方或民间赏识的捷径就是成功的祈雨),皇帝必须能够保障雨水的充沛,缺雨或缺水总会导致皇帝权威的危机,并且迅速转化为道德上的抨击。天雨与河流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家庭中的两位成员。风调雨顺只是手段,其目的不外乎是促进农业生产,丰沛的雨水能够保障农田的正常运作,但如果天公不作美,以河流为中介的灌溉调节就是最重要的维持手段。

皇家将人为的灌溉视作恩典;尽管担负着封建王朝思想基石的重任,儒家伦理学所承认和推崇的却是河流的本性。《论语·雍也篇》中的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强调的是相对于沉静的山的水之动感。《孟子·离娄章句》(下·十八)记录孟子的弟子徐辟转述孔子所说的话:“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徐辟不明白孔子肯定的是水的哪些方面,于是求教于孟子。孟子回答这个问题时很巧妙地将其引向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在肯定奔流不息的“水性”之后将理论视角转向它的源头,这种观念后来因朱熹之口而广为人知――“为有源头活水来”。讲究源流和文脉,是祖宗崇拜的变体,孟子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保障既定的权力规范和制度网络不受损害。在对《周易》的卦象和黄河之中升起的河图的阐释中,卜筮者所预言的是事物的变化规律,而孔孟之道越来越远离这种对未来可能性的痴迷,他们将自己的时钟调向了过往岁月中的典籍、传说和法律。孟子反对人力加诸于河流;而孔子致力于复兴礼制,这是以道德之流为线索的拓朴学结构,它们控制了生活中每一个节点,依托其建立起道德的市镇,其实质仍与极权的封建王朝站在同一立场之内。

河流是政治斗争中的幕后杀手。当河流被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它们就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河流,更像是杯皿中的饮料。夏朝的开国皇帝以治水成名,商朝的第一个皇帝就以“成汤”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是不是在“治大国若烹小鲜”理念――这一儒家的最高理想――成形之后的政治烹饪学命名?而事实上,成汤也是一个与水密切相关的帝王。定都之时,他就对伊尹说:“一要居高临水,便于生活,既防水患又得水利。”

结果,遭遇连年大旱,整整7年,滴雨未落,巫吏卜卦,说:”需用人祭品。“成汤长叹一声:”假如一定要用人来作祭品,就让我来吧。“汤王献身求雨,修剪了指甲和头发,身着白色的粗布衣裳,跪着祈祷:”就我一人有罪,不要连累天下苍生。“结果感动上苍,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于是,成汤成了仁义的代表,奠定商朝600年基业,成汤,是后世“革命”的源头。《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不论是夏桀还是商纣王,他们的灭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恶的水——“淫”。淫的本义,浸淫;浸渍,《说文》:“淫,侵淫随理也。”《淮南子·览冥》:“女娲积芦苇以止淫水。”。注:“平地出水为淫水。”

当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大帝国“汉”(注意这个水的部首式词根)奉天承运之时,我们应该承认,“沛”公刘邦是位与水有缘,又善于用水的革命领袖:“鸿”门宴是一次混合着饮料和暴力的暗杀行动,十面埋伏的垓下之战最后一站是逼霸王自尽的滔滔乌江。水和河流在楚汉相争中完全成了政治化的符号,甚至直到今天的象棋,一条大河波浪宽,仍然横亘在两个阵营之间(可以比较一下国际象棋)。此外,在中国历史上,河流又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秘密武器,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莫不如此。这种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把戏、战略战术上的胜利一旦打上了道德评判的印记,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真的是正义一方的胜利,还是河流的胜利?

当《水浒》的作者以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为一场农民起义树碑立传时,他一直在诉说八百里水泊之中官逼民反的真理。虽然江流儿唐三藏的格局要小一些,为父报仇杀死一个叫刘”洪“的水上贼人,不过他的徒弟孙悟空就胆大包天,从大海之中,取得龙王守护的大禹定海神针,自那以后,战哪吒斗二郎神大闹天宫,定海神针既倒,山河怎不混乱?终于于1964年酿成一部只字不谈五行山的反叛动画长片《大闹天宫》,预示了两年之后中国的命运。

总而言之,河流与洪水在中国的伦理制度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两条大河及其所有支流所创造的历史,也是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自然水系所形成的独特的水文化。



Source : 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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