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s talk more about justification through faith – 再论因信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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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般基督徒将“因信称义”当作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来信奉的时候,意识不到“因信称义”被保罗提出、乃至被马丁路德重举乃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革命武器”而被使用的。保罗用“信”来替代犹太教的“律法”、建立起了人与神之间一种新的关系、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马丁路德再次用“信”来替代大公教会的“中保”权威、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个体化的基督教信仰方式———基督新教。“因信称义”这一信条其实从来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武器。

 

 

当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在那里大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词已经在全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彻底变味了。它不仅不再具有“革命”的意味,反而恰恰充满着一种“反革命”的意味。“因信称义”不再是原来那个反宗教体制化、强调个体灵魂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的革命号角,相反,这个词成了中国基督徒极力把“外邦人”拉入到一种体制化的基督教语言方式与权力结构中来工具。“因信称义”之大棒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教会中被挥舞的时候,所打击的绝不是僵化的、衰败的、集体化的宗教镜像,恰恰是个体灵魂自由地走向上帝的可能性。

 

 

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那一套日益空洞、枯索、自说自话、同义反复的言说模式中,“信”,就是按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模式“信基督”。“称义”,就是合乎在基要主义言说模式中被定义的“蒙神悦纳”。换言之,他们说的那个“因信称义”其实指的就是按新教基要主义的标准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按照任何一种宗教标准成为的信徒是不是就自然在上帝眼中“称义”了呢?这一点,我们只需要了解了解保罗和马丁路德的敌人(律法主义教徒和教会特权阶层)的立场就知道了。

 

 

在基督教思想上,“因信称义”无疑是被当作革命武器来使用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超越宗教革命的历史性需要、就“信”与“义”本身、结合人类的存在处境来作一现象学层面之探讨呢?

 

 

让我们先来谈谈“信”的问题。同一个“信”,西方人对它的使用其实与东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信”某种东西,在于此物合乎逻辑。即使是耶稣生平那样看似“不合逻辑”的故事,西方人会用一套严密的神学体系来证明其其实很合逻辑(这是天主教正统神学托马斯主义的基础)。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则不同。大多数中国人“信”某种东西,指的是在一个靠情感联系起来的、稳固社会交往系统中某种东西是可信的。换言之,中国人“信”某种东西,非因其在逻辑上可信,乃是由于“许多可信赖之人都信”而可信。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我参加一教会活动。活动主导者在讲“为什么耶稣的故事真实可信”时举了一大堆理由,然而这些理由无非是“历史上最有智慧、最有声望的人都在见证了耶稣的真实性”之类,他的“理由”中一点也没有给逻辑、灵性、存在论的直觉留下半点的位置。总而言之,同一个“信”,大多中国人“信”的其实是人际关系,大多数西方人“信”的是合乎逻辑;大多中国人是用感情来“信”,大多西方人是用思维来“信”。

 

 

然而,当“信”的对象是上帝的时候,通常意义上被西方人和中国人所使用的“信”还有效吗?显然是无效的。首先,上帝绝不仅仅是人感情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人思维的对象。这就像宇宙绝不是手电筒照射的对象一样。人类的感情或思维之“手电筒”所能企及的只能是感情或思维之镜像。尽管人有权将上帝放到感情或思维之镜像中来加以理解,但绝不能武断地宣称那就是上帝。

 

 

如果人之感情或思维的“手电筒”一开始就注定达不到上帝的维度的话,什么是人足以用来“接触”上帝的“工具”呢?上帝是“全然相异”(鲁道夫•奥托语)的维度。作为“陷落”到个体的、此在的处境中的人全然“接触”到上帝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然而,当人一旦意识到此一“陷落”的处境并痛切地体验着“畏”与“烦”的感受时,某些人就会禁不住追问自身得以存在的基础。如果他们追问地足够深刻的话,他们就会意识到,恰恰的这个存在基础,才是人足以用来接触上帝的东西。并且意识到,恰恰是上帝的维度,给出了这个存在基础被照见的可能性。因此上,当我们自以为自己“信”着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足以和上帝建立某种联系的话,所谓“信”只能是这样一种东西———感情与思维不再起作用、自我意识不再起作用、语言不再起作用,我之存在的“陷落”让我得以存在之基础浮出水面、并惨然地曝露于超验之维度的光照中。而我遂得以有一个与宇宙整体联通的机会并呈现出本真之样态。简言之:“信”就是自我意识之死。

 

 

让我们再来看看何为“称义”。同样,一般中国人与一般西方人对“义”的理解也是很不一样的。一般中国人把“义”人格化为手持《春秋》、“义薄云天”的“关圣帝君”。这一个中国化的“义”意象透露出两大信息:1:“义”的让无血缘关系的人足以联合起来“穿同一条裤子”东西(如同桃园三结义)。2:“义”服务于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因此上,中国人理解的“义”一般说来就只能是江湖之“义”、政治之“义”。简言之:中国人的“义”,只是政治、伦理层面上之“义”。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此话甚深,理解的人很少。孔子的深意在于:人是不足以立“义”的、人所立之“义”,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的“义”。绝对的“义”必降自天。而“天”又“不言”,故孔子只好作《春秋》以代天立“义”。然而“天”之“义”一旦来到人的中间,则势必被扭曲、降辱为一种服务于人的有限需要的东西而遭受败坏的命运,这就是孔子“知我罪我”的感慨的深刻意蕴。

 

 

在西方人那里,由于基督教传播,“义”一开始就从天而降,并宣告了这世界之本质上的“不义”。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义”的定位就有了存在性的深度,且最终塑造了西方人的契约意识。然而,尽管如此,西方人的“逻辑强迫症”以及抽象化的语言方式也将注定那从天而降的“义”会陷落到“言说”的套子里、并“结痂”为一种热衷于自我繁殖的文化意识。在西方人那里,“义”虽然总的来说不至全面沦落到服务于“江湖”和“政治”的命运,但“义”却借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迫症沦落成为一种傲慢的文化镜像、并被用来作为征服“异教徒”与殖民地的工具。随着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从天而降的“义”悄悄地被那逐利的、资本的“灵”给偷换了、蜕变成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的最邪恶的帮凶。最深刻的“义”一霎时转换成了最深刻的“不义”,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文明的巨大悲哀。

 

 

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而疲于应对的中国尽管在国力上有一点复兴的势头,但在文化上却被着魔的西方文明击个粉碎。中华文明不再为中国人的灵魂提供可靠的归属感。这让一部分中国人主动地投靠西方文明、且以“信”基督教为“称义”。不幸的是:这些主动地投靠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却并不会因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投靠而进入到西方文明的文化机体中与之合二为一。他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仍然根深蒂固是中国式的。当他们按基督教的要求来“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的借以去“信”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感情需要,而他们所能理解的“义”,充其量也只是江湖伦理之“义”。他们喋喋不休借用基督教言说方式所编织的,仍然是旧中国江湖码头式的利益共同体及其带来的集体归属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看来,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仍然的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因此不会引为同类。而在固有的中国文化看来,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则无疑是一种欺宗灭祖的文化叛徒、简直是天理不容。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势必身处于一种“耗子钻风箱”般两头受气的尴尬处境。

 

 

那么,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真的如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绝不兼容、势同水火吗?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超越文化镜像、语言方式的局限、而投身到人之存在境况所开启的整体性的生存图景中去体察时人之存在基础的时候,“因信称义”就不再是某种宗教教条的确信、而将成为将我们带入到更高层次之意识及存在形态的启示性信息。“因信称义”只有当其被从僵化、教条的基督教的言说方式中剥离出来,而放到人之存在的深度加以讨论的时候,方才彰显出其穿透时空的存在深度。“因信称义”如此,整个基督教信仰也莫不如此!



Source : my1510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