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 Dalu:Younger generations do not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金大陆:年轻一代根本不懂什么是“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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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非常与正常》,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你看我的手。”金大陆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大陆,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目前,许多涉及高层的文革档案尚未解密,而学者对于文革的研究从未中断。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关文革的中文文献书目接近一千种,但绝大多数都是谈的文革运动本身或局部的个体经历。而《非常与正常》一书中则对于运动和口号之下日常生活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这是很少见的研究视角。它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出版《非常与正常》只是金大陆出版计划中的第一部,随后他还将沿着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部后续作品。涉及文革期间的住房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文革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文革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陆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环境不太方便”

中国新闻周刊:众多文革史研究都是从革命运动本身出发的,你为何决定从生活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金大陆:做文革史是一个长期的追求和计划。并不是说我专门在做文革社会史。我是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长期在这方面追求,也在等待。

从长项的研究讲,做文革史,第一,作为学术准备是大量资料收集和积累;第二步按理说是做政治史和运动史;第三步才是更长线的做文革中的社会史、生活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但是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条件不成熟,第二步现在做不了,我就把社会生活史提前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你也在做?具体是怎么把生活史的资料分类出来的?

金大陆:对,那是很长期的一个工作。我一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做一个一二百万字的大文革日志。写十年间的每一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在做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个人的年谱。这些都是要长期准备。

这次的《非常与正常》出版也有一个机缘。有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要出版,文革十年也纳入其中。我就暂缓了文革日志和年谱的工作,把手里搜集的全部资料一页一页捋了一遍,把文革运动本身和生活史资料分开,再把生活史部分按章节和专题分。第一部分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运动,比如上山下乡、破四旧和抄家;第二部分是文革期间衣食住行、婚姻等日常生活。再有就是和生活相关的,比如毛主席像章的收藏、买卖以及文革时期的小报和地下报刊。

强压多大,反弹也就多大

中国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Source : 共识网
image source: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427124067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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