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s real presence in China – 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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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山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政论家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已蔚为大观。

既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21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2366亿美元,与817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珀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属一公司,仅因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决定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2007年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62亿美元,明显低于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99.71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在香港一地的投资就达76.8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它们总是严重地附着于政治。200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4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重掀起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

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两个不同的文明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5月4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Sources :

source: 1510, 21 September 2012
source: CoChina, 21 September 2012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