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d money, live money – 死钱,还是活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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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篇《养公鸡,还是养母鸡?》的文章,其中提到,国家财富应该多用来先养“母鸡”——也就是指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增加就业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人,它除了包含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外,更是指那些负责生产经营,使有限的社会财富达到最佳配置和最大产出的企业家。原因在于这些人的作用就好像母鸡之于鸡群:担负着下蛋孵化扩大族群增加价值的重大使命。不用说,为了做大做强“鸡群”——我们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我们必须将社会财富的大头交由他们支配,由他们去有效“孵化”这些财富,增加人民收入,增强国家实力。与此同时,“公鸡”——政府公务员——则应少养,因为这类人员一多,不仅浪费资源,限制发展;而且还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效益。这是相对于国家人员构成而言的。如果具体到国家财富,具体说来就是金钱上,那就还有一个问题:国家财富(金钱),究竟应该是活钱,还是死钱?具体说来,就是:国家财富究竟应该成为在生产交换领域不停运转时时生利流动的增值的活钱,还是该成为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用以炫富用来消费甚至用来转移,无法生利也无从增值的死钱?

其实对这个问题,古人已有清楚的认识。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曾将“钱”改名为“泉”。为什么?原因有三:首先:篆书“泉”的本身具有“源泉”的条形。莽钱特征的阳文悬针篆书“直竖中断”之泉,寓意他实行的币制改革,如潺潺流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王莽看出钱要真正发挥作用,则必须流通。而将钱易名为泉,就是取“泉”之流遍之意。《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郑玄注:“布泉也,布读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遍入出”。《汉书·食货志》:“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颜师古注:“如淳曰‘流行如泉也’。”王莽之“泉”,期望通过他进行的由“纪重货币”到“纪值货币”的币制改革,解决长期以来汉币制之弊端。事实上,他的“纪值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在贸易上带来的换算不便、找零困难、称量繁琐等矛盾,加速了通商贸易的扩大。最后,将钱文冠以“泉”字,表明“泉”为国家经济命脉的象征,国家将强化货币管理,严禁诸侯国私自铸钱。可见便是古人,也知道钱的最大功能就在于其流动性上,只有象“泉”水一样流动起来的钱才是活钱,而被深藏给消耗掉的,只能是死钱。进入现代社会,钱的这种流通方能生利的效益当然更是明显。

那么,钱要怎么才能真正流通起来,由死钱变为活钱呢?很简单,将其放在有真正现代经营理念和经营手段的企业家手中。而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企业家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家那里。

2010年,前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表彰非公有制人士的一次会上,讲到非公有制经济技术创新的时,他讲了技术创新的65%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来实现的。75%的和新产品80%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来实现的。这应当是一个客观的看法:比如,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之一的华为,就是这样一个富于创新、资本(钱)流动升值起来的企业。华为吸收了很多博士生、硕士生,搞人才集中的企业,允许能干的人入股,这样职工跟企业成为一体,利益共同体,所以内在的动力激发所得,这是一种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劳动者的劳动资本结合的形式,是新型的经济体系。也因此,华为已经加入100多个国际标准组织,申请专利39000多件,2009年它实现销售收入215亿美元。占全球通信市场整体份额的20%,是全球第二大移动设备的供应商,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企业,而且跨入到全球500强之中。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企业跨入之中,但都是垄断型企业,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创造了大量税收,解决了大量就业,而且那么多战略,有哪些公司有39000多专利。劳动者的劳动结合是一种新型经济体,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能将死钱变活的民营企业却被一些人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而加以打压。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今天,大量的财富属于国家政府所有。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就指出: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而民间才占24%。比如土地、能源、通讯这些资本资源都属于国家,也因此其资本的要素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的干预。比如说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当前这种政绩考核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有的地方把招商引资的指标都分到下面去了,分到干部去了,不是搞经济的有些部门都分了指标了。这样结果鼓励企业扩张规模,使得我们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国,还有大量土地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又比如中国经济中的服务业,除了零售、餐饮等少数行业,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从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教育,几乎所有的重要服务业都是准入壁垒高耸,行政审批拦路,民间资本的进入如蜀道之难,能够拿到经营许可证的大多为国有单位。过度管制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致使中国服务业长期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8%,而印度为50%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中印之间这十多个百分点的差别,可归因于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和法制不健全。

财富集中到政府部门的弊病除了造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无法真正成为生利增值的活钱外,还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这些钱不仅可能变成死钱,还可能变为黑钱——成为贪官们贪污腐败的对象。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那么,这些钱都用来干什么了呢?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福布斯》中文版曾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2009年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12万元。与此同时,大量金钱还通过贪官之手,流到了海外。有数据显示:清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85519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元,而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30多年里,大陆贪官转移到国外仅媒体公布的资金就达8000亿人民币——换言之,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财产是满清总赔款的11倍!这些黑钱不仅不仅不能为本国经济发展做贡献,是地地道道的死钱;而且还助长腐败奢侈之风,败坏社会风气。

在美国,有这样一组数据:最富的前5%的人掌握全美财富的56%,但同时这5%的人也交纳了全美税金的86%。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的财富集中到了能够为国民创造财富缴纳税金的企业家、经营者手中,所以能为国民提供如此丰厚的回报。也就是说,国家财富(钱)在这里是能生利升值的活钱。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很穷——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早就知道,一个政府最终会因为掌握着权力与财富而变得像个怪物,最终会走到吞噬掉他们最珍视的个人权利的地步。也因此,美国政府手中没钱,其政府因预算拨款案无法批准而关门的现象屡屡发生:只要掌握预算拨款权力的美国国会不通过预算案,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花钱,很多需要花钱的工程无法继续,员工的工资也将难以支付。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最短1天,最长21天。其中1995年至1996年,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曾两次关门,导致数十万政府雇员被遣散回家“待业”。2013年9月20日开始至30日晚间,在共和党内“茶党”等保守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国会众议院议长博纳至少三次提出不同版本的临时拨款议案,这些议案都与阻挠奥巴马力推的美国医疗保险改革实施内容相捆绑,但都没有得到民主党掌握的参议院的通过,最终导致联邦政府预算没有着落。2013年10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关门。直到2013年10月7日,奥巴马急签军方支薪案,五角大楼9成员工或复工。2013年10月16日晚结束联邦政府关门。

中国要复兴,首先钱要活。而像现在这样国家继续拥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这部分财富又大多成为死钱的同时,企业家和一般公民却没办法从中分得杯羹的情况不改变,则死钱不会化为活钱,最后,不仅居民消费需求难增长、中国经济模式难转型,而且普通大众很难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该有的一份,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只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复兴,自然也就只能成为一种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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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21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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