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cing on the street: from collective to public space – 广场舞:从集体空间到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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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广场舞,以其奇葩式的音乐与高分贝的音响,使其似乎成为新型的一种必杀器,携带者“中国大妈”,大有超越城管之态势,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众人闻风逃散。美媒还以《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慢慢占领地球》为题,报道中国广场舞大妈进行这种“古怪”的活动受到很多城市居民的敌视。“中国大妈”突然开始跳舞并非只出现在俄罗斯,还出现在巴黎卢浮宫外、纽约市的公园,他们的跳舞活动过于喧闹,引发了噪音投诉。

 

公众由此对于广场舞有了无数的意见,而在广场上发生的所有欢快、矛盾、冲突,都构成了中国与中国人独特的公共空间意识与公共领域现状。

 

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下的冲突

 

从媒体报道来看,现在居民与广场舞大妈的矛盾,和平协商失败之后,已经升级到形式多样了,居民分别采用了双筒猎枪射击、放藏獒、高音炮还击、泼粪等手段,对侵入居住空间的广场舞进行抵制与反抗。

 

这样的矛盾背后,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地方。首先,广场舞大妈肯定是没有考虑到广场特别是社区附近的广场是一种所有人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个人在这个公共空间内,必须要尊重相互之间的感受与权利。同样的,反对广场舞的人,也存在公共空间意识不足,否则就不会用到上面提到的那些过激的办法了。

 

这种公共空间意识的缺失,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官方指定的场域成为主体公共空间,比如会场、广场、礼堂、街道、公园、操场,都成为“公家空间”,而这些公共空间本质上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特别是每个城市的大广场,并不包含市民讨论公共事务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天然内涵。这就必然会造成人们在公共空间内,缺乏必要的与陌生人共处的能力。开放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压。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公共空间有了一定拓宽,但很快就被商业浪潮和政治管理夹逼到有限的局部区域,且呈现碎片化趋势,与公众活动大多处于分离状态。

 

当然,公共空间意识缺失,还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细节,大声说话喧哗、随意丢弃垃圾和公交上进食等等,严重的经常造成“公地悲剧”,使得本属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间成为最容易遭受破坏无人爱护的无主之地。当然,与此同时,人们本应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却很容易被侵害,现在城市小区里面的公共空间,根本就没有明确,往往被开发商霸占或变卖,而居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是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自己有着哪些在这些公共空间上的基本权利。

 

回到广场舞,诚如一些评论所言,广场舞盛行的背后,有着中国集体主义者的影子。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自发式集体行为,并非中国上世纪中叶集体主义的还魂,而是老年人在城市化之后,寻求人与人交流与群聚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且随着老人社会的来临,如果安顿好老年人的晚年岁月的娱乐与社交,是广场舞应该发挥其巨大作用的。

 

在笔者看来,如何解决好广场舞的问题,其实正是锻炼和培养中国人拥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的好契机。因为这是一个被推到全社会面前需要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须和平解决,这就是需要不断的协商、谈判、妥协,最后形成解决方案,而这样正是公民训练—公民,就是身处公共空间的民众。公民意识程度较高的地方,这种公共空间意识,相应地就会较高,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同理心,更会懂得谈判与妥协。公共空间意识最基本的要求是相互包容与尊重。

 

构建熟人社会减缓城市病

 

笔者一直以来之所以给广场舞正名,除了感觉这样的集体舞蹈能够给老年人带去运动与欢乐,还在于笔者认为,广场舞这种聚合式的活动,会是减缓中国城市病的一个出口:交流、熟识、协作,最后甚至组织化,形成一定程度的结社形态。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慢慢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们在城市中的聚居,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在城市里犹如一滴墨水滴入汪洋之中,消失殆尽,基于私密、理性、陌生人共存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为主宰。

 

如果我们对广场舞参与者有一定的调研和了解的话,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团体,有的甚至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团队,有着精细的分工。而这些舞伴,其实一开始可能也都是陌生人,但通过广场舞而聚拢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社区内或周边的广场舞,往往让周边的邻里邻居走出了单个的天地,开始“去陌生化”了。

 

以生活经验来判断,老人和孩子是社区生活中最大的公约数,很多的社区交往能够开展,都是以这两个群体为突破口的。广场舞已经被充分证明,是一个可以加强陌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契机。在此意义上,我觉得社会要对广场舞克服偏见,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国家发现其有自身的公共空间里面的群众活动,比如美国的街头篮球,巴西的街头足球,这些活动本质上与广场舞并无太大区别。换个心态看,这样一种民间自娱自乐的形式,也是快节奏下人们一种放松的方式,年轻人路过偶尔当作嬉戏参与一把,也是极富乐趣之事。至少现在连悉尼市长访问广州,都探讨了要把广场舞移植到悉尼,我们自己也更应该以另外的视角去审视广场舞,而不是陷入对“广场舞”与“大妈”的刻板印象中。

 

一旦广场舞得以更好的引导与改造,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公共领域”建设。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它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公民意识便是与公共领域伴生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注重对人的张扬,同时又不失对社会的关注。

 

以广场舞构建社区共同体

 

社会学家桑内特写过一本书叫《公共人的衰落》,他指出,现代碎片化的个人,往往自我隔离在一些由文化、兴趣、职业甚或想象组成的孤岛中,对社会的其余部分视而不见,但是大家却又在紧张、焦虑和埋怨着,在人海茫茫中备感孤独。这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是一种很常见的现在进行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生活形式已经解体了、“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基本单元的时代,“单位人”被“社区人”取代,开始了陌生化,而且又缺乏一种必要的组织化生活。住同一栋楼里,可邻居间居然可能都不认识,躲进小楼成一统,每户家庭都封闭一个空间里,作为公共意义上的人开始呈现衰落态势,好像事事都与己无关,但是每每各自出了事情,都只能感到孤单与无助。城市化下的陌生人社会延续到社区,社区共同体凝聚力与归属感趋于弱化。但这种情况,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人们,都会感受到这种无力感。

 

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碎片化拼接的、孤独的个人或小共同体组成的孤岛式社会,而是一个有着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社区是每个人身体在场的重要处所,美好的生活,必然是需要一个美好社区作为最基本的起点。人们更希望,社区能够有更多的公共空间,邻里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从陌生人变成真正的邻居,虽然比较难以恢复到“远亲不如近邻”这种中国传统的社区形态,但至少生活其中的人,能够得到一种正常的交流,在私人的生活领域中,能从封闭到开放,从生人到熟人,从疏远到亲密,形成社区公共精神,让社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空间。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说,“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在他看来,共同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茫然无助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安全和保障,或“确定性”,让人们得以相互依赖,由此共同体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与认同,而社区无疑是这种共同体最基本的载体。

 

广场舞,可以说是在现实中各种民众组织结合被严格限定之后,最好的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渠道,以此构建一个社区共同体,实现城市的宜居与安居乐业,同时由己及彼,人们会了解别人的感受,产生同情心。在城市的坚硬无法征服的背景下,努力去促成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实现一个有着积极参与的公民的社会,人们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市民社会。



Source : Loong Zone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