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revolutionary cases close to home – 身边的“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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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1997年之前,“反革命罪”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罪。我们不仅在历史文献中,也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此罪的阴影,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也已经知道“反革命罪”惩处的严厉。

 

童年时代,我知道我们村有一个“反革命罪犯”,年纪与我祖父同年,是我曾祖母的族侄孙,我们小时候都喊他“细公公”。民国时期,他曾是无锡马山一贯道的点传师,在镇反运动时被以“反革命会道门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

 

我生亦晚,对其事迹从小只是道听途说,不过,因为本村居民都是同宗,“细公公”出狱后,在村里倒也未受多少歧视,我们对他也很尊重,他得以安享晚年。

 

另一件“反革命”案子,却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发生时,我也已上小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其时举国同辈,恍若天地崩裂。9月11日,我们所在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办公室接到一个匿名检举揭发电话,检举我们大队某村的C某,在毛泽东去世举国同悲的时候,竟然公开说毛泽东的坏话。

 

C是公社酒厂工人,恰好与彼时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同村同姓。不过,不幸的是,这个检举揭发电话,不是公安特派员本人接的。

 

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大为震惊,在伟大领袖不幸逝世的悲恸中,竟然有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说他“早就该死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立即记录在案,一边通报给公安特派员,一边紧急上报县公安局。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这样的事件,属于重大政治事件,县公安局接报,立即严令追查,列入重点查办案件。

 

特派员不敢徇私不敢怠慢,立即责令大队的治保主任私下了解情况。其时我父亲虽然已经与公社派驻大队的工作组反目,但还是大队治保主任,与特派员私交极好,他儿子与我也是小学同学。

 

父亲与大队里正在被整肃的老书记关系也很好,其中被检举的C恰好是大队会计的亲戚。父亲私下跟大队书记一通气,消息很快秘密传到了C那儿。

 

父亲私下调查,皆未得到不利于C的证据,遂把情况据实报告给特派员。特派员和其他公安人员在C工作的酒厂和生活的村里,也未获得相关证人证据,传讯问C,他赌咒发誓说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特派员也暗地尽力维护,但一纸电话记录,白纸黑字,且已是重点督办案件,在那个年代,总要有结果。C最后以“现行反革命获罪”,被判七年!

 

出狱以后,C依然生活在那个小村里,后来政治气氛宽松,最初加在他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获洗雪了。后来平反,至今仍从酒厂拿着数千元一月的退休工资。

 

父亲后来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是某某(我们都认识)检举了C ,但也没有证据。

 

还有一件案子,则幸运得很。大概在1974年某天,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Q村的社员到公社粮站缴公粮,粮站人多,一名社员闲着无事,坐在粮站边的桥上,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顺手在地上抄起一粒石子,在桥上写上了“打倒毛泽东”。

 

粮站边的桥,名为黄塘桥,当时是前黄镇上陆路交通要道,桥下也是水路通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几个字在当时属于“反革命标语”,被许多人看到了,迅速报告到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那儿。这个公社特派员跟上面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恰好写这句话的社员,与他岳家同村。写字那家人知道家里人闯祸了,赶紧私下求救。

 

虽然那时候政治意识都很强,但人都是本乡本土的,总是脱不了人情世故,又不是杀人放火,大凡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特派员便叮嘱对方家人,紧闭嘴,不知道。

 

虽然上峰催逼严厉,但特派员总是以“交通要道人来人往,查不出来”相推脱,最终让当事人逃过了一劫。后来当事人传出,已经时过境迁,政治气氛迥异于前,也就无所谓了。

 

父亲跟我慨叹,若是当年那个检举电话是公安特派员自己接到的,恐怕就不会有C这一件“反革命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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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21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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