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disobedience – 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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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的专栏,谈了whistleblower, 今天,我们再来谈谈一种行为:公民抗命。

还是拿whistleblower为例,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批评斯诺登,国会本身就有专门举报渠道,就是鼓励公民举报那些,认为政府做的不对的事情,而国会会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听证会就是一种最主要的方式。但是斯诺登却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直接透过媒体公之于众,这让他成为一名违反法律的人,因此他需要为自己的作为负上法律责任。

斯诺登这样的行为,对任何政府来说,毫无疑问都是一种犯罪,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判断就不会这样的一致,斯诺登并不是为了钱财向任何机构,政府或者个人出卖机密,是的,他违反了现有的政府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不选择违法的话,那公众就不可能知道原来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存在侵犯公民权的情况,就算政府说合法,但却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违反了法律,但是他是在用公民抗命的方式,于是,斯诺登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英雄。

公民抗命,是透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故意触犯一些不合理的法例,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最终透过公众的呼应,来推动社会制度和法例的改变。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大学生礼貌的进入那些不对黑人提供服务的餐厅,酒吧,入座,礼貌的提出要求服务,得不到回应就不离开,坐在那里,看书,做功课。他们在那里忍受围观和嘲笑,甚至殴打和被拘捕,因为他们违反了种族隔离的法令,但是这正是这样运动参与者的目标,他们响应马丁路德金的号召,“把监狱填满。”

美国的民权运动,从马丁路德金到其他的参与者,他们都付出了牢狱代价,换来的是公众的同情和支持,最终迫使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使得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从合法变成了非法。

香港七十年代开始,社会运动频繁,帮助“水上新娘”取得居留权就是其中一项。“水上新娘”指的是那些香港渔民娶的内地女子,她们婚后和丈夫一起在渔船上生活,由于手中只有流动渔民证,没有在香港的合法居留权,所以不能登岸。随着港英政府在八十年代初取消抵垒政策,这些人更是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1979年1月,一批社工和一批渔民家庭决定到当时的港督府门口去游行。他们乘坐两辆大巴,结果半路被警察截停,警方表示,如果没有游行牌照,只允许两个人去港督府请愿,其他人马上解散。但是众人并不理会,结果所有人都被带到了警察局。最后,六十七个人当中,有十一人被检控,法官认为,无牌游行是犯法行为,警方当时同意让两个人去请愿,已经非常黑,结果判非法集结的罪名成立,守行为十八个月。有意思的是,这十一个被告当中,有一个是当时为渔民义务打官司的大律师,英国人,而现在,他是香港终审庭的法官。

随着持续不断的请愿,加上一名英国神父,采取绝食的方式,水上新娘问题引发媒体的关注,也获得公众的同情,大家觉得,这些家庭的女主人,无法和自己的丈夫孩子在一起生活,被迫分离,是很不人道的事情。最终,当时的港英政府同意,分批给与这些“水上新娘”居留权。

即便一条法律在一些人眼中是恶法,却也是法,公民抗命就是要付出受到法律制裁的成本,所以公民抗命的本质,依然是尊重法治,而不是革命。斯诺登也是一样,他违反了美国现行的保护机密和法规,也违反了他和雇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但是他是为了维护他认为更重要东西,美国宪法精神,正如他在给华盛顿邮报的爆料邮件中所说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告知公众,让他们知道政府正在用他们的名义做什么,政府在做什么违反他们利益的事情。”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公民抗命,就需要承担现有的法律后果,这也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呼吁,既然觉得自己做得对,那就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美国,承担后果,这甚至也是斯诺登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做的事情。

作为斯诺登爆料行为的受益者,我会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也达到了他当初的目标,那就是不仅仅抛给美国政府,而是抛给了全世界的政府,还有全世界,身处这个网络时代的每个人很多问题:个人自由,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如何平衡?是否还愿意让渡政府如此大的授权,是不是担心政府的滥权,如果出现了,怎么办?互联网时代,如何避免信息被滥用,不管是被政府,还是商业机构,还是个人?

至于斯诺登,既然他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寻找到一种免予牢狱生涯的方法,那不是更好吗?



Source : My1510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