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du –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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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双流机场刚落地,便收到一条短信:“财富之城,成功之都,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成都欢迎您!”这真是令人感慨的问候。我来过成都。那是在2000年秋和2007年夏,在匆匆的印象中,那时并未觉得这座西部城市像如今这样雄心勃勃。两次都时隔七年,今度重来,感觉已和早先对那个平静之城的零碎印象完全无法对接上了。

十四年前第一次来,双流机场还在扩建中,乘客们不得不拥挤在狭小的过道中。这座1944年在战时由43万农民的双手建成的机场,使用人力之大曾被报道“为二千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如今则是这座城市通往财富的新窗口。以往成都人有言“金温江,银郫县,叫花子出在双流县”,现在托了机场的福,双流早已不再是穷县;而拟建中的成都第二机场选址,正由各县争抢。和不少城市一样,当地人说起这些年的日新月异也不无自豪感:成都地铁是西南三省第一条,2011年建成了火车东站,前年是T2航站楼落成,去年又有了BRT快速交通。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华西心脏,难怪岷江上游一些村寨早年的传说中,将它说成是中国皇帝所居住的城市(王明珂语)。这些年它所经历的,大概是其历史上最快速增长的繁华。据说前些年有外地人来成都,扔下一句话说:“你们这儿陀陀车(指奥拓)怎么那么多?”但现在也满街都是好车了,“地震后都想开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成都人本来就会享受。”

成都的闲适与成都人会享受,这确实是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所谓“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也无非暗指它的安逸。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说印象最深的便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当然,民国时的成都是消费城市,并无多少现代工业,据说下午时仿佛整个城市都似睡非睡。前些年阿来还在《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中说:“好多很好描写了成都的诗文都是外来人的杜甫们所写下的了,成都太休闲,不要说修都江堰这等大事,连写诗这样不太劳力费神的事,都要外地人代劳了。”这种“慵懒”、“安逸”、“休闲”原似是一种前现代传统的遗留,但在今天,却似摇身一变应和了某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我也一直怀疑这是否本身是一种粗疏的概括和发明。

未能免俗,那天清早还是去了趟宽窄巷子,虽然一位北京朋友曾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宽窄巷子大概就像南锣鼓巷,锦里则好比是烟袋斜街,都那个味儿“。七年前那次来,很不凑巧,四川博物馆在闭馆翻修,而宽窄巷子也还在四处挖地布线——现在和那时比,简直就是个全新的街区,除了一家龙门客栈还在,别的都和我残余印象中的样子截然有别。去的时候还只清晨7点多,多数店铺尚未开门(也有几家标为”私宅“而谢绝参观),倒是颇为清寂。指责它仅是一个翻版的新天地或南锣鼓巷、是个仿造品,那都很容易,但不能不承认,它的确也是个精致的艺术品,很多细节方面颇能动人,它能这样有名,并非偶然。

在巷口外墙上的浮雕中,也保留了一点晚清时当地旗营的印记,但也仅此而已了。除了文殊院、大慈寺、望江楼等寥寥几处外,在传统成都城范围内的主要景点,无论是武侯祠、杜甫草堂、百花潭、浣花溪、青羊宫,还是宽窄巷子、锦里,都是在少城或少城周围。清代成都是所谓“城分太少兆阴阳”(允礼《成都》十首之三),那时大城是汉人所居,而少城是满城,彼此泾渭分明、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清代各地的满城大多人口稀少,晚清的西方游客因而常说满城风景宜人,成都的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19世纪末英国人Isabella Bird抵达成都后,“从西门进入,穿过宏伟城门和绿树成荫的路,来到满城。满城是一个空旷的、到处是有围墙的菜园、树木环绕的地区,房屋大而破旧。街上的一些商店招牌写有满文”。到八旗衰落,少城中旗人训练骑射的场地渐渐变成农田和菜园,旗人也渐落贫困。在晚清民国,成都大多数穷人居住在城西,民间艺人生活在城东;这和现在所说的”南富西贵东贫北贱“也有很大的不同了。如今随着城墙的拆除,少城旗人的历史已湮没在文献之中,这是现在这座城市的自我形象中不需要的记忆。

就像西安喜欢标榜周秦汉唐(虽然现在的西安老城分明是清代遗留下的规模形制)一样,成都最钟爱的自身历史记忆是古蜀文明、三国、唐代(主要是杜甫笔下的成都),以及一个模糊的繁华记忆(锦官城)。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从古至今延续的辉煌,但实际上却有大量的断裂,尤其是元明清时代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在各景点中都不大被提及。锦里其实大多是清末民初的老建筑,但现在它结合得最紧密的是三国文化,将自身追溯至三国时代的锦官城,这有点像现代的希腊人对古希腊文明的认同——虽然现代东正教文化下的希腊人与古希腊人差异极大,但他们却强调这种延续。最终这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距今1800年的三国时代的蜀汉故事,仿佛倒比200年前的老成都更让人觉得熟悉和亲近得多了。人和历史的距离感,常常与时间并不成正比。

与锦里一墙之隔的武侯祠,已被界定为”三国圣地“,还不到9点,便看到游人不断涌入。这里原本名为”汉昭烈庙“,是祭祀刘备而兼及诸葛亮的,但在世人心目中,无疑诸葛亮才是蜀汉的灵魂人物,他们来此并不是为了看刘备。武侯祠的规模远比我预想的大,能历近两千年而保留这样大规模的纪念地,大概除了孔子外,也少有人能得到如此持久的公开纪念。或者可以这么说:孔子虽然开创了儒家,但在百姓心目中,诸葛亮才是智慧的化身及儒家道德与政治的楷模,而关羽则是武将的勇武与忠诚的化身,同样贯彻着儒家道德的精神,可以说,他们都已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神或某种象征符号。

杜甫的符号在成都也无处不在,在青华路人行道的行道砖上、浣花溪桥栏上,都特意雕刻上他的诗句;以”草堂“、”少陵“命名的道路、酒店、饭店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个”杜甫加油站“。这位晚年穷困潦倒的诗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有此哀荣。如今的杜甫草堂占地300亩,亭台楼阁栉比,以至于多年前有位朋友游览后竟说:”杜甫住的地方这么奢华,竟还在自己的诗里哭穷!“这当然是个时代错置的笑话,但确实,在草堂游览时不免让人想到,若干年后或许现代的某些人也将以我们如今无法想象的方式被后人所纪念——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有点时空穿梭的科幻感觉。

和武侯祠一样,草堂中的许多建筑、对联、碑记、题词等等,大多都是历代不断堆积增衍的结果,晚近的如武侯祠中冯玉祥的对联,及草堂中朱德的题词,但最多的明显还是清人所留下的。看了这些,或许有助于我们反思一个老问题:那就是顾颉刚所说的”古史层累造成说“。这一学说以探求”真相“和”本来面貌“为核心,斥责后人在撰述历史时,愈往后而将历史愈往前推、历史人物则愈得到放大,即成为某种”箭垛式人物“。但这个问题或许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本身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人们在延续文化和纪念历史人物时,必然会不断为之堆积上自己所身处时代的意义,这一进程并非只是虚妄,而对社会实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以杜甫草堂来说,它现在的面貌显然不是历史上最初的那个草堂(馆内有展示其历代不同的建筑形态),与武侯祠一样,其现存形态明显是清代中期以来奠定的。概言之,它展现的不是一个历史的真实,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真实。在文化上说,草堂其实类似于一个宗教圣地,它在历代不同的呈现面貌,可以说是”杜甫接受史“的物质体现(虽然现在文学史上谈诗歌接受史,通常只考虑文本),草堂的规模形制与杜甫诗歌的地位,都在清代达到巅峰,这并非偶然。如今,草堂周围几乎已经变成中国诗歌的朝圣地,在屈原的映衬下是杜甫和李白的雕像,两侧则是三曹、三苏父子,草坪上散落着刻写《诗经》、《离骚》诗句的石碑,这种”配享“格局本身也耐人寻味。

杜甫的”诗史“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唐代历史的精确叙写,但草堂及其附加的历史记忆则提醒我们:这些诗篇也展现了个人境遇所能具有的无限意义。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诗篇,杜甫将作为一个流寓异地的普通文人很快被人遗忘,但这些诗篇将其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哪怕只是”茅屋为秋风所破“这种永远不可能记入正史的个人遭遇)和个人感受都变成了跨越时空的经历。没有哪些文献能比他的诗篇更能展现千载之前在成都生活的个人的感受,这是文学的力量。

与三国精英一样,杜甫也不是成都人,他们所承载和体现的,其实是某种”在地方的全国性精英传说与记忆“。在成都各地的文化景观中,似很少看到公开纪念的地方文化精英,元明清这数百年的地方文化被呈现得更少。当然,经明末张献忠屠蜀之后,四川的地方文化也一度中衰,整个清代成都、华阳两县仅出了59名进士,固然仍高于四川其他州县,但与江南相比,其差距自不待言。似乎可以说,明清以来成都的地方文化已转向了俗文化:尤其是川剧和川菜,川菜主要是在清代中叶之后发展起来的。晚清民国时期,成都诗婢家也曾一度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天津杨柳青合称文化老字号四大家,但到现在也只有成都这家湮没无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成都的文化,恐怕除了这些俗文化之外,其实断裂、创新大于延续。

从历史上看,巴蜀文化向来独树一帜,成都也并不是一个缺乏自己文化象征符号的城市,无论是武侯祠、浣花溪、杜甫草堂,还是宽窄巷子、熊猫元素,都是足具全国性知名度的符号。问题是如何呈现和再创造。我们或许可以仿照顾颉刚的说法,另杜撰”文化层累说“一词——所有这些文化,都需要依靠后人不断地翻新、再造,再将这些全部堆叠在一起,最终才形成一个城市文化空间,并为这座城市的生活赋予历史感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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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Douban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