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hoes from the 80s: pop music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 80年代的回音:流行音乐的文化启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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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美好时代,而至今依然彰显着其特殊的魅力,时至今日,时不时都有人在追忆那个时代的激情、梦想、思想,一幅欣欣向荣之面貌,堪称一个高举着理想主义的文化启蒙时代,拉开了一场伟大的变革的序幕。而音乐,则因为其易于传播、传播面广等特征,成为这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启蒙利器,成为吹拂了万物苏醒的号角,不断地以其韧性与人性,突破禁区、直达内心,唤醒了每个人身上那一种原始而被压抑的人的力量,对生活、对美好、对自由的向往,都被附在了音乐之上。

 

 

80年代之前的音乐:革命与泛政治

 

 

1949年之后,来自二三十年代殖民地的大上海流行音乐,被视为殖民文化的代表,象征着资本主义文化的耻辱与堕落,从而得到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最彻底的摒弃。那个时候,取代这些旧上海靡靡之音的是抗日与革命时期传承下来的歌曲,主要传颂革命事迹、军旅生活、生产生活及赞颂领袖。这一时期的歌曲有:《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组歌《井风山的道路》、《人民领袖万万岁》、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王永泉的《打靶归来》、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电影歌曲《敖包相会》、《谁不说俺家乡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心爱的土琵琶》等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时期,以“样板戏”为主的音乐,几乎占据所有人大部分的闲余时间或娱乐时间。据资料显示,“革命样板戏”是指江青抓过的一些大中型舞台艺术作品,这个名词出现于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同时上演”,而后在31日发表了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其中又五次出现了“(这)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字样。“样板戏”一词从此流传开来。这两篇文章提到了八个剧目,即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建国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之下,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舞剧《沂蒙颂》是一个代表。这种时代精神在音乐领域中的表现,是以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为主题的革命歌曲成为主流,内容和旋律都呈现极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英雄、救星、伟大、阶级、民族是歌词中最常见的关键词,如《北京的金山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

 

 

爱上“洪水猛兽”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文化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受众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拨乱反正,使得社会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转折之前,发生了一次思想大讨论,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的正式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

 

 

这些都是80年文化现象称为可能的大前提。在此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从文革的阴霾中逐渐走出来,思想也慢慢解放了,社会的管制开始松动,人们对自我生活而非集体主义的追求,成为主流。农村开启了联产承包制,城市也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起步,经济上慢慢都得到了改善。这些物质基础成为了当时文化绽放的基石,对于音乐来说,则具体到有了电视机,卡带式录音机、录音磁带,音乐了在民间社会存在与传播的可能。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就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

 

 

但当时流行音乐的处境,并非改善得一蹴而就。在舆论导向上,时常有针对流行音乐的猛烈批判,比如《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刊发施光南的《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有些青年人在公共场所唱着一些不健康的外来‘流行曲’,边扭边唱,旁若无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思想解放。难道我们的音乐向这种‘流行音乐’化过去就是思想解放了吗?”长发、喇叭裤与邓丽君曾一道被列入毒害年轻人的著名的三大精神垃圾。1980年,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和以李谷一的《乡恋》为代表的大陆流行歌曲已经在大城市里广受欢迎,以至于一些保守人士为此特意召开了一场“西山会议”,邓丽君的歌曲自此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遭到了全面被禁的命运。苏小明在《军港的夜》里唱“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而不是保卫祖国,都被扣上了“黄色”的帽子。

 

 

当时社会难以接受流行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太深刻地投射到音乐中,一时间,一些人很难转变过来。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建国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之下,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舞剧《沂蒙颂》是一个代表。这种时代精神在音乐领域中的表现,是以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为主题的革命歌曲成为主流,内容和旋律都呈现极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英雄、救星、伟大、阶级、民族是歌词中最常见的关键词,如《北京的金山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

 

 

但“禁止效应”再一次发挥,越禁止越让公众有一种探知与追求的渴望与刺激,推波助澜地让流行音乐走入千家万户。在这些流行音乐的不断突破禁区、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良好的市场回馈,让音乐生产有了更多的驱动力,音乐走上了商品化的路程起点。不过,如果细加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当时意义上的流行音乐与如今的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里面可以区分出以如今的视角分类的流行音乐、摇滚、新主旋律音乐三种。下面我们将具体地从这三种进行梳理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察它们为何最终又走向分离。

 

 

流行音乐的润物无声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这都得益于邓丽君。80年代的邓丽君,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心中无上的偶像,其代表作品《甜蜜蜜》、《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只在乎你》等歌曲,早已成为无数华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在邓丽君外,早起流行的大陆港台歌星还包括刘文正、凤飞飞、罗大佑、张帝等。随后,大批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自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诸如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红唇族”乃至谭咏麟、梅艳芳等等港台歌星均广受欢迎。一批台湾校园歌曲也是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还有风行起来的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号是中华》《酒干淌卖无》、《一样的月光》等流传甚广。

 

 

港台之外,大陆自己的流行音乐也蓬勃发展。1980年9月23日,《北京晚报》主办《新星音乐会》,“歌星”遂成专称。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一些广受欢迎的歌曲类型,一个是“西北风”,一个是“囚歌”。“西北风”以陕西、甘肃等地的民歌素材为基本音乐元素,旋律昂扬高亢、演唱风格刚劲豪迈、歌曲具有浓厚的西北风味,透露出乡土气息,代表歌曲有程琳《信天游》、胡月的《黄土高坡》《走西口》、那英的《山沟沟》、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等,当时影响力巨大几部影视剧也推波助澜地刮起“西北风”。《黄土地》里的《女儿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红高粱》里的《颠轿歌》,《雪城》的《心中的太阳》(刘欢演唱)等唱遍全国大江南北。这也反应了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一种依恋与不适应。

 

 

囚歌,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迟志强,他出狱后,以他的名义发行了专辑《悔恨的泪》《迟志强拥抱明天》《悔恨的泪.续集》等。囚歌的流行,其社会背景与当时的开展严打有关,1983年的严打,是中国最严厉的一次严打。当年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到1988年左右,这批被严打的人才陆续放出来。囚歌流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严打后遗症的表现,人们在歌声中表现一种颓废悲观社会情绪,同时也用这种囚歌在哭诉那个时代的荒唐。

 

 

时间转到1986年,这也是音乐研究者王思琦认为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期”的开始年份。1986年3月,文化部、广电部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揭晓《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牡丹之歌》、《长江之歌》等25首作品榜上有名。5月9日,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举行。郭峰作曲、陈哲、王健等作词的《让世界充满爱》集中展示了中国流行乐坛的整体实力。在这次的表演上,崔健作为“独唱演员”还唱出了《一无所有》,第一次走到众人面前,正式标志着摇滚音乐在中国开始扎根发芽,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摇滚乐。这个能够举行可是顶着当时有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压力的。

 

 

这次演唱会上,有许多细节成为开创历史的关键。这不仅是内地流行歌手第一次展示凝聚力的演出,也首次让歌手们作为一个群体向国人展示了流行音乐也可以是具有内涵和深意的一种艺术形式,唱出一种大爱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流行音乐仍然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时代,这次演出便成了一种例证。1986年6月,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北京举行。本次比赛第一次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6月25日,专业组比赛结束,来自沈阳的女歌手苏红以《我多想唱》、《三月三》获得冠军,亚军是韦唯,第三名是毛阿敏、王虹。这也标志着流行音乐已经普通被大众所接受,度过其最艰难最危险的分娩期。

 

 

主旋律的重塑

 

 

在80年代之前,主旋律是意味着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义勇军进行曲》。但在80年代,在流行乐音与社会风气的大环境影响下,主旋律也开始了华丽转身,甚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换当时社会潮流的先锋作用。

 

 

这个主旋律重塑与转身的最大试验地就是央视及其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了。春晚作为国家展示文化的大平台,在从1983年第一届开始的80年代,当时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特别是音乐的至高展台。1980年代是亿万民众看着春晚过年的年代。第二届春晚登台的香港歌星张明敏,以《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其演出装扮,也让无数年轻人迷上了中山装白围巾组合。在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因《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更是在全国掀起了“一把火”,韦唯在1989年春节晚会上的《爱的奉献》开启了公益歌曲的先河。朱明瑛的《回娘家》、张德兰的《春光美》、李谷一的《乡恋》《难忘今宵》等等都成为经典,捧红了李谷一、蒋大为、李双江、彭丽媛、殷秀梅、董文华、郁钧剑、沈小岑、陈思思、成方圆、苏小明、等,除此之外,奚秀兰、徐小凤、四大天王、潘安邦、叶倩文、彭羚等港台明星也在就春晚登陆表演过,扩大了在大陆的影响力。

 

 

另外,抒情歌也从此时崛起,才有时至今日牢牢占据主旋律的音乐地位。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在20天的活动时间里,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2月份,最受听众欢迎的广播歌曲揭晓,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有《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永远和你在一道》《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等,它们都是清一色温柔缠绵的“抒情歌曲”。曾主宰群众娱乐生活近30年的那些刚劲有力、慷慨激昂的进行曲、组曲、合唱曲无一入选。 “十五首抒情歌曲”直接来自民间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另外,在1981-1982年间,还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鼓浪屿之波》、《十五的月亮》《长江之歌》等作品流传。这些抒情歌继承了开创于30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50~60年代抒情民歌风群众歌曲的传统。这些现在看来是主旋律的音乐,在当时却是绝对的主流之外的音乐,成为抗争与解放歌曲,以及“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构成一股强烈的挑战力量,最终于取得了胜利,慢慢“翻身农奴把歌唱”,挤下老的主旋律成为了新的主旋律,也将音乐从缺乏人性关怀与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泥沼中拔出,铺开了一条思想解放、社会开放的鲜花大道。

 

 

摇滚的呐喊

 

 

摇滚在中国的风行,是开始于80年代末的,正式的应该可以说是在1986年崔健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时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从而开始了它的“光荣与梦想”之旅。当时从国外进入的摇滚乐,逐渐震撼与呐喊起了大量的年轻人,经历过“文革”末期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洗礼,很多的年轻人从摇滚乐中,找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里愤怒、批判、反叛的共鸣,试图想通过摇滚来打破这个陈腐的世界,构建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公平的新世界,“介入现实,批评现实”成为摇滚背后的精神内核。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4月7日,英国的“威猛乐队”来到中国,在北京和广州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尽管没有任何宣传,上万张门票依然被连夜排队的人们抢购一空,最早的黄牛党们将票价从5块炒到了25块——相当于那时人们半个月的工资,可见人们对于摇滚的狂热。

 

 

1989年3月,如今的摇滚教父崔健的第一个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专辑制作时间长达十个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从头再来》《假行僧》《花房姑娘》《让我睡个好觉》《不再掩饰》《出走》《一无所有》等九首作品都创作于1986-1987年间;当年4月,曹钧、高旗、刘效松组建“呼吸”乐队;5月,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成立;7月,“1989”乐队成立,随后各种摇滚乐队如同雨后春笋般成立,一直延续都90年代的辉煌,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唐朝、黑豹、零点、超载、Beyond、鲍家街43号等乐队歌手,狂风般席卷中国,彻底唤醒了众多年轻心中那过剩的荷尔蒙,嘶喊出心中压抑的、沉睡的、迷失的心声,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洗礼。

 

 

但与此同时,流行音乐在泥沙俱下的发展中,其一些弊端也逐渐显露,全国流行音乐市场陷入混乱局面。由于著作权法尚未制定,盗版之风盛行,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明星大走穴”成为全国文艺界的重大问题。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使一部分人的道德水准下降,票房价值普遍低落,盒带积压。内地流行音乐起步时的种种隐患至此暴露无遗。

 

 

1989年之后,春节晚会对流行音乐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同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流行音乐节目“潮-来自海那边的歌声”,王杰、小虎队、姜育恒、黄莺莺等台湾当红歌手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体为大陆所知。但经历过了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历也从此撕掉了一页。而这些当红歌手们,也已经掀开了90年代的到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沉寂中就如此气势逼人地到来了。80年代就匆匆地结束了,进入了人们唯美的回忆之中,不时地翻出来舔舐追忆一番,尽管经历过这个年代的所有人都会唏嘘感慨不已,但也仅此而已,唏嘘之后,还是要埋头奔进生活的洪流,无暇他顾,从摇滚的反叛中,走向体质的归顺。

 

 

80年音乐的文化意义

 

 

1980年代,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社会思潮也随之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分别涉及到人生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这股社会思潮与大讨论的背后,是文化启蒙的大时代,同时也构建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难得公共领域,。

 

 

80年代初,流行音乐作为是一种具有颠覆效果的符号,它在对旧文化旧观念的冲击上,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撕开了笼罩在社会上空的阴霾。在邓丽君等清甜圆润、缠绵柔情的歌声里,人们顿然醒悟,开始对所有音乐背后集体主义与泛政治主义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感,然后通过流行音乐的传播威力,快速地构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与社会观,个体的追求与价值得以承认,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时代由此开始。

 

 

80年代,是一个公认的启蒙时代。这是一个共识。但是这种启蒙,往往都是从文化、思想、政治、哲学等角度来分析,音乐往往是作为一个表征,成为一种轻浮的往事、趣事,而忽视其重要的文化启蒙力量,以及在音乐的掩护下,对社会、政治、传统的颠覆与重建,达到了人们难以估计的作用,在那个时代,不管是柔绵的“靡靡之音”还是摇滚的怒吼,都仿佛惊雷一般,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内心,唤醒了社会压抑的激情,构成了一场波澜不惊而又沧海桑田的社会革命。

 

 

以摇滚为例,乐评人张铁志《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中就说道:“摇滚乐或许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但毕竟任何政治行动、游说或抗争都必须来自群众的参与,而摇滚乐——不论是一首歌或一场表演,却有可能彻底改变个人的信念与价值。”“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它不会像革命和战争一样来得那么凶猛和彻底,它不会直接改变生产力。但作为一种文化,它改变人们的方式总是在悄然不知中。”正如学者RichardFlacks在其经典作品《青年与社会变迁》中指出的:“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官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和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亲近。”

 

 

但以如今的情形看,“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问题还真是难以回答了,在我看来,音乐或者更具体地说摇滚,已经再也无力介入这个时代了。如果说曾经,我们的时代被摇滚改变了,那么如今,摇滚却深深地被这个时代征服了,而这样的两个时代,正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剧烈鸿沟,圈出了这个可以被命名为“鸟托邦”的时代。对比二三十年前的“朦胧诗”、“先锋文学”、“摇滚热”,那时就好像是一个热闹恢弘的乌托邦,大家都热情洋溢,虽然物质贫乏,却相信精神与文化的力量。而如今,虽然物质丰富了,精神和文化却感觉无比的贫困,像是活在一个愚乐时代,理想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生存观,大家都从仰望星空的理想掉入脚踏实地的现实——而这或许就应该被称呼为“鸟托邦”吧?

 

 

在摇滚失去其特定时代功能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自我裂变。在物欲主义与商业浪潮的收割下,摇滚者已经纷纷弃甲“从良”了。介入时代与改变世界,已经成为了乌托邦式的不成熟的幻想了。最后,我们也只能听着那些曾经痴迷的摇滚唏嘘感叹,然后不得不从中得到生命的感触:那些曾经的年少轻狂的呐喊,在这个“鸟托邦”时代,成为了不合时宜的噪音,然后目睹着曾经那些被噪音改变,如今,正在不断地成为被改变的“噪音”……

 

 

但尽管如此,这里只要把张铁志的话里面的60年代改成80年代,情境换成中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其意义了:“80年代作为音乐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原乡、作为人们永远的乡愁与迷思,它的歌曲与故事还会继续感动一代代的年轻人,让他们/我们去探索音乐、青年文化与政治反抗结合的各种可能性。”

 

 

另外,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80年代还是一个中国当下难得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契合或者说互嵌的时代,比如,李泽厚的如今看来艰涩难懂《批判哲学的批评》《美的历程》等,居然能够成为畅销书,这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如今的文化现状,这般说的好听是文化多元化,难听的是文化割裂与文化共识的溃散,特别是在音乐领域,这种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主旋律又成为一个泛政治音乐的典型,而流行音乐尽管拥有大量听众却日渐庸俗化,摇滚则彻底走向低谷的小众化,它们的前进方向都已经停滞,成为为各自利益(不管是商业上的利益还是政治意义上利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同抱团形成了一股有别于官方文化的文化革新力量,在推动着文化启蒙的以强劲的势头,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今,80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只存留着模糊却又无限美好的年代,特别对于大多数的80后与90后群体来说,那是一个遥远得不真实的时代,只存在父辈唠唠叨叨的语言碎片之中。

 

 

不过,正如殷海光所说的:“没有希望的人,才两只眼睛向后望。有希望的人,两只眼睛是向前看的。”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利益分化之下的审美和趣味的分化与区隔,是难以阻挡的。尽管这种发展在笔者看来,是属于文化退化,比如粗鄙不堪的音乐作品充斥着大街小巷,令人难以忍受。但从社会角度来说,却是一种进步,文化退化与社会进步之间,不管我们做何感叹,都是难以避免大趋势的“强奸”,否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我们充满严词之下,一定要防止自己成为80年代那些批评流行音乐的保守者,从批判“靡靡之音”到批判如今的“三俗歌曲”,我们切不可从这个意义上重返80年,毕竟,垃圾文化总比有毒文化来得好的多了,正如汉堡包薯条等垃圾食品胜于三聚氰胺的牛奶、地沟油炒出的饭菜,文化退化如果能够换来文化自由,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文章参考了《新中国建国后至八十年代中期的音乐发展》《80年代流行音乐的风潮》《建国后流行歌曲历史回眸》《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概况》(金兆钧)《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王思琦)等作品,在此一并致谢。)

 

 

《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http://www.tongzhougongjin.com/column/speciallist/showspecial/?id=455

(刊发有删减,此为精简版)



Source : My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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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