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uty competitions: capitalized bodies and power games – 选美事件背后的身体资本化与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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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文化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实习生 陈奕勤

最近,“国际小姐”重庆赛区前三名、“环球小姐”海南分赛区总决赛冠亚季军、环球比基尼小姐大赛山东赛区总决赛三强等先后出炉后,与往常的选美不一样,这次它们受关注的不是因为选美产生的那些美女秀色可餐,而是“惨不忍睹”,获胜者均被批长得太丑,并且有民众质疑这种比赛的公正性。当然,随着人们心中对于各类选美逐渐冷淡,这些新闻出现后,民众也只是当做一个笑话来看待。但事实上,这些选美事件的背后,却有着太多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分析,选美事件背后,关涉到中国文化审美走向,同时,尤其是在资本与权力介入下的文化领域的深层乱象问题,导致文化异化现象严重,沦为资本与权力合力操作的游戏场。对此,我们专访著名文化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柠教授。

多种权力共同操纵了选美的异化

南都:近期多个地方的选美活动变成了选丑事件,您如何看待?

张柠:选美活动没有选出美而选出丑,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件事很好玩,很滑稽。同时,相貌丑的人都成为选美大赛的胜者,这给很多长相一般的人增加了信心。这个社会毕竟还是一个男性观看,女性展示的社会。如果整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些“美”的标本,如电视、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展示的那些明星、模特,那么很多不符合广告或者T型台上的形象的人,就会遭到排斥。因此,如果不深究这个选美事件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直观上来看,反而成了一个许多人都可以面对的事情,面对电视上这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翻版童话,许多人都在哈哈大笑、在调侃、在批评。因为它歪打正着地破坏了商品文化所建构的审美等级。实际上选美的操办者并不是这样想的,其初衷是想掩耳盗铃,让丑的变成美的。但没想到的是,大家都发现,这就是一个选美中的“权力寻租”。

南都:但很多人认为这件事肯定有猫腻,因为正常的选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不同于芙蓉姐姐、凤姐等草根性的通过网络红起来的人,是一种常规渠道的选美并被冠上“环球小姐”、“亚洲小姐”、“国际小姐”等名号。

张柠:刚才我们是做经验分析,也就是这件事在个体心理上的潜在影响。现在要分析事件的社会意义。首先,它是一个冠名了的、通过主流媒体传播的大型活动。行政权力、资本权力、话语权力三种权力共同操作为其冠名,这是草根在网上自我炒作所不可能获得的。如果一个草根在微博上说我是中国最美小姐,那么所有人都说她疯了,她就成了被围观的疯子,而不是美女。现在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种草根的自我炒作,而是有各种权力介入的造假行为。这一行为的背后,就是它有权力在支撑。什么人有“某省某市最美”这种冠名权?无疑是有某一个权力机构在支持它,比如说有一定的官位的、有一定的资本的、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他们把行政权力、资本权力、话语权力结合在一起。参与选美的人本身并不能产生某种权力,她的“最美”的权力是外加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美”可言的权力空壳。

利用公共资源为某一个东西冠名必须获得公众认可,比如说有没有网上投票,或者某种形式的民主评选、民主认可、公众认可的方式,但这件事中缺乏公共认可的形式,没有程序公正可言,所以没人认可它。他们可能请了几个已经获得了公共身份的评委来当“托儿”。这些“托儿”仿佛代表公共利益、公共声音、公共价值,但实际上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出现,而他们的个人身份可能很容易被买断。不公开透明地利用公共资源冠名在程序上不具备合法性,而且在呈现形式上又没有合理性,所以公众就哈哈大笑。但是公众只能笑笑而已,没有办法介入,只有另外一些有资格利用公共平台、公共资源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群体或媒介或机关才能介入。

南都:行政权力、资本权力这些东西,为何热衷于参与到选美之中?

张柠:我们应该区分商业选美和我们正在讨论的特殊选美。商业选美让参与者通过选美本身直接获利,比如电视台通过展示最美的女孩和她们角逐“最美”称号的过程吸引观众注意,使其收视率提高,从而吸引广告商在这个时段投放广告,那么投资者、传播者、广告商和那些参与选美的女孩都有机会从选美这个事情上直接获利。而特殊形态的选美,无法让众多的参与者通过选美本身直接获利,其获利有滞后性,比如行政权力持有者参与其中,投资者、传播者为其服务,助其亲属或有关系的人当选“最美小姐”,但是他们无法直接获利,而是由行政权力持有者过后利用公共资源支付他们在此事当中的代价,相当于“延期付款”。行政权力持有者所持有的公共资源,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对他们个人而言没有成本,不用就过期作废,所以他们急于权力形态进行各种转换。这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中,在符号生产传播消费领域中的一种变异形式,这也是大家反感它、质疑它的重要原因。

人的解放与觉醒,是身体的觉醒与解放

南都:大家在这件事情中看到网络好像回到芙蓉姐姐、凤姐的审丑狂欢之中,这是否反映了您之前说过的这是“一个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这标志着怎样的审美转型?

张柠:人的身体在历史之中是被遗忘的,卡夫卡有一句话说“动物在咳嗽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身体”,人也一样。平常我们忙啊,我们的身体被分解到整个社会庞大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之中,即身份,比如官员走路要踱着方步,小姐走路要小碎步,身体成了一种身份的符号。

最初的身体是一个野蛮的身体,像动物,谁跑得快谁劲儿大谁是王,即所谓丛林法则。文明的出现,是对丛林法则以及对原始身体的修正和禁锢,并在社会秩序的理由下将身体道德化。在整个古代历史中,中国人的身体基本上是一个道德化的身体,这是一种非常明显、占主导地位的身体形态。另外一个是审美的身体,比如形容姑娘像花儿一样,“肤如凝脂,手如柔荑”。古典的审美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才是美的。这样一个道德化的身体和审美的身体一直延续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唤醒身体”,有人将这种它形容为民族身体,比如睡狮和沉睡的巨龙的比喻,试图忽略个体身体。人的解放和觉醒,实际上是身体觉醒、感官解放。身体觉醒的首要标志,就是感官解放:我看见了,我听到了,我闻到了,我触摸到了,我走,我跑,恢复感官的基本功能。解放了的感官世界把农耕文明的审美标准、道德标准改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有进步意义和启蒙意义的。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人们发现觉醒了的、被启蒙了的、被还原为感官欲望的身体是有利用价值的,发现审美的身体是有商业价值的,因此想法设法把审美的身体转化为商品的身体。西方早就经历了这一过程,比如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东京几大时装台都是在展示最标准的身体,展示身体的“标本”,越标准越具有商业价值。而不是我们的启蒙运动反复强调的只要是觉醒的、活跃的、健康的身体,都是美的。如何把审美的身体转化为商品的身体呢?就是通过数据化,比如身高、三围等等,选美的过程实际上是把审美的身体通过数字化、程式化的中介而转化为商品的身体,以此提高收视率,吸引广告商。

商品化的身体导致身体的等级化。原先道德化的身体具有等级,为了破除这种等级,启蒙运动让身体恢复为自由活跃多元的身体。但是通过数据化、商品化,这种自由的美又重新等级化了,产生了新的等级。身体的等级化对普通人构成压抑,怎么办呢?身体技术由此产生,包括时装、化妆品、理疗、整容等。一个女性一生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她要拉近、缩小这个身体等级,她要在她这个等级里跳一步到那个等级里去。女性花钱,男性挣钱,所以全社会都在这里面买单,买这个消除身体等级的单。

南都:建国初期对女性的审美是偏向男性化的,用毛泽东一句话概括叫“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不是对女性审美的偏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柠:50年代是一套消除性别差异的方式,急于达到身体的平等,对女性身体的态度跟对历史乌托邦的想象是吻合的,即人人绝对平等,不是通过多远并存的方式,而是通过剿灭差异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你刚才引用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比如“男女都一样”,“妇女半边天”等等。在劳动工地上有男性的青年突击队,也有铁姑娘战斗队,较劲儿。以至于到80年代初,很多女性还认为自己的身体曲线是邪恶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道德压抑,新的身体的道德化。不单要消除身体的性征,打扮上也要男性化,从里到外全部男性化。男性化的标本是革命京剧样板戏中的女主角,而她们都没有丈夫或恋人的,因为有丈夫或恋人就有私人生活,有私人生活革命意志就消除了,因此爱情也被消灭掉。

古代对身体的“阉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真的阉割,比如阉割男性,另一种就是改写身体器官功能,比如女性缠脚,这把脚的日常功能变成审美功能。而文革期间的“阉割”是通过表演、讲述和想象消除性征。在文艺作品中强调阶级情大于亲情、恋情、友情,通过这种叙述让人重新遗忘身体。这种遗忘跟古典身体的道德化在逻辑上是一个东西,是重新道德化。而真正属于个人的美,在50年代60年代成为新的原罪,因此必须要赎罪,赎罪的方式就是遗忘掉身体,把你的身体变成跟大家一样的。

80年代是身体重新觉醒的十年。一开始是烫发,接着是穿连衣裙,亦即通过服饰引起别人注意的同时自己身体重新觉醒。80年代是新启蒙时代,跟五四是接续的。90年代广东、福建、上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最早开始选美,而这几年选美已经开始冷下来了,选美变成一件老土的事情。现在的女孩,不像她们的姐姐辈甚至是阿姨辈那样太过于着重打扮自身,她们也打扮,但是没有那么疯狂,没有那么变态,她打扮得很自然,叫“小清新”嘛。所谓的“小清新”就是身体很自然地生长,打扮跟自己的身份、环境、收入等条件挂钩,并且往下一点,比如不要买名牌,买一些优衣库之类的,穿简单的T恤衫或麻布裙。

审丑有存在的合理性

南都:现在美的转化,甚至对芙蓉姐姐、凤姐、Hold住姐等的追捧,是否体现了社会对审美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美的反叛呢?

张柠:现在实际上回归到了一个比较平常的状态。这一代人对于美及其等级是有感觉的,但他们不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东西来讨论,大家更关心的是社会公正和自由问题。这一代年轻人关注很多事情,美这件事情只是他关注的一种。因此,审美问题不会成为一个重要事件,只成为了诸多事件中的一个小事件。但是,我们不能说不讨论它,美的等级、身体的等级,宏观权力之外的微观权力等级就不存在了。你不关注它,有人关注它,这不,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还有广告商和营销商都很关注它。对不同年龄层的人有不同的叙事,并且重复播出,不断强化这个东西,让广告中的现象植入你的大脑,进入你的思维过程,它是这样在改写身体的。

南都:审丑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多元审美的表现,还是大家一时娱乐化甚至是病态的表现?

张柠:大家看见芙蓉姐姐、凤姐、Hold住姐的第一反应都是笑。笑是人类优越感的表现,看见狗在地上翻滚,看见猴子模仿人的动作,大家都笑,因为,第一它很像人,第二它不是人。而审丑之所以风行,是因为它通过网络把人类的弱项集中表现在某一个人身上,提供了普通人表现自己优越感的触发点。这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不会直接表现出来,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笑。芙蓉姐姐、凤姐、Hold住姐成为名人,因为太多人需要她们,她们就是马戏团里那个小丑的角色。文化市场中为什么通俗文化产品在全世界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因为它的人物设置是中等偏下的,比如《雨人》、《阿甘正传》,其主人公都是中等偏下的人,看他是怎么样成功的,是为励志,它为观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在网络上喜欢看的有很多形象是让人获得信心的,实际上有励志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好的时代,审美应该保持差异性

南都:社会的这种追捧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民间的审美?如果是,它与官方的审美、精英的审美有何差异?

张柠:美的概念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你认为美的我不一定认为美,现在年轻人认为美的很多我们不认为美,它是有差异性的。一个好的时代,在审美方面应该保持差异性。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比较敏感,那里的人更追求独一无二。而审丑是一个平民化的东西,平民未必完全喜欢丑,好的东西他也喜欢,但太好了他们害怕,觉得有压力。总之,公众的审美越来越趋向于差异性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候。

官方的审美是有确定标准的。比如声音上它喜欢民族唱法,不喜欢港台主持人的腔调,比如它的“标准脸”是比较均衡的、英武的、眉毛如剑的。它通过主流媒介,特别是电视台,传播它认为的审美的标准,规定它认可的东西。为什么超级女声当年那么火,而有人要打压它呢?因为它宣扬的美跟官方强调的美有差异有冲突。官方组织是比较害怕多元的,多元化管理成本高。但管理成本高时,民众自由程度大。一个好的政府,就是提高管理成本,给民众更多的自由;一个不好的政府,就是给民众很少的自由,让管理成本降低。身体的差异性、多样性,审美的差异性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它的结果是管理成本提高,民众自由度增大。

我们谈到身体的时候,你说审美也好,审丑也好,有等级也好,没等级也好,它应该是多元的东西,而不能简单地说某一种好某一种不好,那种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官方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训练年轻一代接受多元文化的能力,至少是尊重多样性的审美标准的能力。这个中国人还要学很多年。改革开放至今,各方面好处也出现了,问题也出现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包括不同的身体形态,不同的审美趣味的尊重,即和多样性的文化、多元的审美标准和平共处的能力。我们现在看到审丑,质疑程序公正是对的,但也不能说美的标准只有一个。比如巴黎的时装台第一次出现黑人模特的时候,人们开始也不接受。还有吕燕,她在大陆的审美标准里面很多人认为不漂亮,但是她登上了巴黎时装台,成了名模。

南都: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最美教师”“最美司机”?他们的称号一般都自发于民间,但官方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定义,这是否意味着民间审美和官方审美在某个程度上的契合?

张柠:不是,这是官方在利用民意。因为官方树的典型,传播效果很差。而民间的渠道、民间的传播媒介,效果往往更好,于是官方利用了民间传播的广泛性,迅速将其收编。但并不是民间命名的“最美XX”官方都接受,它是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一个人路过一个窗户下接住一个意外掉下来的孩子,我们说她是“最美妈妈”,官方接受了,因为她是纯粹的做好事。这个好事是不同的历史时空内都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还如“最美教师”,在任何历史时空内都可能发生,古代也有,它接受了,因为事件本身是一个纯道德事件,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件事一旦具有当下历史时空内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不会被接受的。其实这样的“最美”这么看来也不是一种身体上的美,更多是道德上的。

“精神关怀与文化转型”系列访谈之六

2012年8月12日 刊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Source: 1510, 13 Auguest 2012



Source : My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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