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epest love and the shallowest writing – 最深的爱和最浅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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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有一种东西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再好的文字,面对她的时候都是苍白,再细腻的笔触,靠近她的努力都是一种徒劳,她就是母亲的爱。——题记

 

 

在我宽阔的文字地带里,有一块地方我始终不敢轻易碰触,那是关于母亲的。埋在心里,深了,说出来,浅了。没想到,因为一次内疚,让母亲就这样走进了我的文字,这本来不是我喜欢的方式。电话上说好要回家的,但临到跟前,却不能践行自己的诺言,好在母亲不认为儿子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母亲喜欢唠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不停的问长问短。待多长时间,就絮叨多长时间,毫不厌倦。白天是,晚上也是。常常,我是在母亲的絮语中入睡的,又是在母亲的念叨中醒来的。母亲希望,在儿子与她有限的相处时光里,尽可能的把想说、需要说的话说完。她不知道,这样的话是永远说不完的。

每次离家的时候,母亲都是尽可能的往我的包里塞东西,亲手烙的馍,还有园里的苹果。恨不得将所有的都带上,恨不能我在外面天天能吃上她亲自做的的馍。因为拿的东西太重,每次都要让兄弟们很早起来送我到车站。有好几次,因为弟弟不在家,她都一个人摸黑偷偷跑到村头三哥或者四哥家里喊来他们送我。她怕我一个人走夜路,还怕我累着。

其实,包再重,也是有重量的。但母亲的嘱咐和挂念,是没有重量的,那是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因为距离车站有一截山路,而唯一的一趟班车经过时是凌晨6点。母亲从4点就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即使一个疙瘩面,母亲总能不断的换着花样做出不一样口味来。

临出门的前一天夜里,是母亲失眠的开始。堂屋里还是那口大钟,那是80年代刚刚分产到户,父亲为了给我们刚分来的骡子夜里填饲料而买的,现在却成了母亲感知我脚步的晴雨表。在我迷迷糊糊中,母亲总是好几次打开电灯看看时间,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给我做好了饭菜,又帮我收拾钥匙、手机、书本以及手套等随身物品。

那口大钟早已融进了母亲的心里,即使它已经停摆,母亲心里的那只仍然准确无误。只是,母亲总认为自己老了,不太可靠,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物心里才会踏实。母亲和父亲不一样,说好不要出门送的,但当我前脚离开,父亲就偷偷一个人跟在后面,远远的看着我走向那座山梁。他是在看我错过车了没有。这是我从一位上山背柴的老乡口中知道的。

那时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矛盾,他既希望车能早一点过来,又希望车能慢一点过来。如果错过了车次,我就只能选择第二天走了,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又多待一天,而父亲也会在某个路口等我回家。但是,没有一次错过车次,每回都是准时或者提前赶到车站,被风一样来了又去的那辆班车将我带走。当我知道了远处田埂边有守望着我的父亲时,我多希望有这样一次错过啊!

也许母亲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次,我丢三落四的毛病改变了母亲的这种习惯。

那次是因为匆忙,我将自己的手机充电器落在了堂屋的柜子上,等送我到从口的母亲回家时才发现,就赶紧让五岁的侄儿气喘嘘嘘的一直跑山梁上才送给我,其实那只充电器并不值几个钱,也不打紧,但在母亲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丢掉了就会挡住我的手。

从此以后,我每次离家,母亲将我送出门后,不是依依不舍的看着我,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山背后才肯转身回家,而是当我转过邻家的那个土墙时,就回家去了。母亲哪里是不想再目送儿子啊,她是怕我遗忘掉我随身带的东西。我知道,回到家的母亲肯定又是一番翻箱倒柜。她既担心我丢下随身的必需品,又希望看到我留下的东西,因为看到那些,她就仿佛看见儿子。此刻的她,和父亲一样矛盾。

1988年,我参加了武汉少年文学学会举办的文学讲习所,我给自己的辅导老师胡汉章递交的第一篇习作是关于母亲的。面对我文字的稚嫩和感觉的苍白,胡老师给我的批语是:“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母亲的,但爱的方式却是那么的不同,问题是,你还没有找到母亲爱自己的独特感受”。从那以后,我的文字再也没有碰触过母亲二字,我怕,我不到位的文字功底,和对母亲爱的感知能力会影响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两年,我才彻底闲了下来,辞掉了工作,了却了烦恼,有时间思考一些身边的事情。在整理一些过往的岁月残片时,才发现,关于亲情的文字确是少之又少,有限的几篇也是关于父亲的。

父亲沉默寡言,原来我是把自己和父亲的对话生成了文字,希望以另一种形式与父亲交流和沟通。而惯于唠叨的母亲,在我和他相处时,更希望我们面对面交流。说的多了,文字就变成了话。如果话语能深植在心里的话,我宁愿将这些文字种植在母亲心里。



Source : My1510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