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 years of judicial reform – 十年司法改革:向解放区司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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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官方说法,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但从未停滞,相反,司法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如果事实如国新办发布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所描述的那样,这十几年的改革应该给我们一种步步为营、逐步迈进的坚实感。但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所说,与官方对司法改革成效的高调宣传相比,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对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持质疑态度,多数认为目前司法改革渐趋停滞,甚或出现了倒退。

 

 

诚然,自依法治国方略正式确立以来,中共十五大即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到十七大则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逻辑进路上看,我们的司法改革之路的确是步步递进的关系。然而,改革未必代表进步,它只能说明,官方确实在进行提高司法正义输出能力的努力,却并不代表这种努力是有效的。

 

 

十年司法体制改革左转弯

 

 

“文革”结束之后,结束人治、建设法治成为中国朝野的最强音,这一利好趋势持续了二十多年,虽然中间有曲折、有弯路,但总体是沿着完善立法体系、建立职业司法的方向前行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司法是告别革命司法、专政司法,向民主司法、职业司法迈进的阶段,该趋势一直到肖扬时代或者说江泽民时代后期达到顶峰。

 

 

近十年来,司法开始显现左转迹象,即开始强调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甚至司法的党性,审判中的某些具体制度,开始学习起革命时期的解放区司法和建国初期的专政司法,并有意批判司法职业化和独立化的做法——比如从宣传司法的被动性到强调司法的能动性等等。高全喜教授说,我们的司法开始处于双重的张力之中:一是要回归正常司法的诉求,即一种面向形式法治主义的可贵努力,诸如司法体制改革的规划与制度建设、司法机构的立法和探索、司法队伍建设、案例指导制度、庭审改革、司法考试等等;同时,当局则希图司法发挥更为广泛的治理功能,即司法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制度运作上从属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与政府的政治规划中的经济政治任务密切配合,受制于政治的基本路线和目标。

 

 

也就是说,司法越来越受到政治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理念的影响,人民陪审员、马锡五审判方式、司法巡查、人民调解、信访、公审大会等做法重新被拾起并制度化。司法一定程度上被扭曲,承担了它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有人认为,扭曲的司法并非司法本身的扭曲,实为中国政治社会治理系统性危机的浓缩与表征。

 

 

2008年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部署了4个方面、60项改革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革司法保障体制,加强对侦查、诉讼等活动的法律监督,建立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推进司法公开,规范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完善司法解释的协调和备案制度。改革死刑核准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严格限制使用影响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改革监狱体制和看守所监管制度。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改革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和审判监督制度,开展巡回审判,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

 

 

但要考究起来,除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案例指导制推行、刑事证据规则出台、量刑规范化改革等举措力度较大外,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有增无减。而其中的所谓大调解体系、巡回审判、审判委员会制度,更被学界认为是司法改革的障碍,而非方向。

 

 

司法转向的经典事件

 

 

能动司法 下面这个故事是法院能动司法的样板,曾在媒体上广泛宣传。江苏省常熟市的王四叫花鸡、王四桂花酒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美食,2011年,常熟王四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家关联企业,以及王四餐饮法人代表个人参与的民间借贷出现危机,资金断链。“王四”这一在当地具有百年历史的餐饮品牌面临关门的危险,引起广泛关注。面对危机,常熟市人民法院及时介入。法官们认为,维持“王四”品牌的持续稳定经营是首要目标。根据法院的建议,王四餐饮股东会成立了资产清理小组。经过多方协调,不到一个月,常熟华联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与王四酒家达成协议,承租王四酒家房产,并获得许可经营“王四酒家”品牌。

 

 

官方媒体报道,在地方,“能动司法”成为共同选择,各级法院承担起了应对危机的责任和担当。媒体报道称,山东的“和谐司法”有效防止了企业经营出现“过山车”式大起大落;上海的“金融审判白皮书”受到金融机构热烈的欢迎;而江苏的“破产重整”为濒临困境的企业找到了生机。

 

 

法院介入挽救企业命运,这已经超越了司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传统定位,一跃而成为司法介入经济运行了,但却为官方媒体津津乐道。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 因一些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或缺少赔偿能力,我国每年都有部分刑事被害人家庭陷入困境。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2009年,党中央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司法体制改革范畴。也就是说,法院除了承担审判任务之外,还负责起被害人的生活来,当被告人不能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时,法院要挺身而出,为和谐社会再做贡献。我们的能动司法,本来还只体现在纠问式审理上,已经大大超过了西方意义上的消极司法和被动司法,而这已经屡为学界诟病。这样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简直让法院成为集审判、调解、执行、慈善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全能机构。

 

 

三个至上 这是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最高人民法院时提到的司法理念,后迅速成为全司法系统的工作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强化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实际上拒绝了走所谓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道路。三个至上的提法并非凭空出现的,有人认为,在原有的大一统体制的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既有的政党——国家体制会沿着自我撤离式的道路演进,但当转型进入核心区,触及到政党的核心利益时,体制还会有自我抗拒的反应,这种抗拒表现在政党国家体制对司法、言论、经济的全面控制。三个至上、言论收缩、国进民退都是其中的表现。

 

 

除上述几个事件,司法部要求律师讲政治,法院推行逢案必调,过分推重人民调解的作用,也是这十年中的典型事件。整个司法体系隐现陕甘宁边区司法的影子,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改革举措,其实已经偏离了司法的本质。

 

 

 

司法体制改革的两重回归

 

 

回归司法形式主义。我们既然把司法权单独拿出来,成为跟立法和行政相区别的部门,司法就一定有它独特的规则和运行规律,也就一定有它自己的行动边界。司法的最重要作用就是通过解释和实践法律规则,来实现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遏制行政权和立法权的膨胀。舍此之外的政治目的,社会目的,经济目的,甚至道德目的,不应该由司法来完成。司法所能体现的最高的政治性,就是忠实于法律,而不是忠实于党,更不能忠实于政府。

 

 

由于我们对司法的本真认识不清,以至于中国的司法体系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政治、经济、道德、家庭,无所不管。为了实现所谓的实质正义和社会和谐,我们的司法机构叠床架屋,错综复杂,在公检法之外,尚有纪委、政法委、劳教委等法外机构,甚至某些行政机构如信访部门亦承担司法功能,导致司法权威丧失殆尽,累讼缠讼问题不断。这一问题不解决,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会枉费心机,因为这些改革的推动者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阻碍者。

 

 

回归司法独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在一次讲座上说,这几年我们的司法建设努力的方向错了,一直侧重于程序法的改造和证据法的改造。指望通过不断完善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从而使法官依法办案。最终发现刑事诉讼法规则越来越多、证据法规则越来越多,而法院离人民越来越远。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司法最主要的问题是法院组织法改造问题,而不是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恐怕就是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问题。

 

 

建国初期,法院曾经是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如今,随着能动司法、人民司法、全能司法的回归,我们又隐隐看到了司法作为政府下属功能的影子。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从来没有过与行政系统、立法系统相分立的司法系统,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叫法院,什么叫法官。

 

 

长远来看,我们的权力结构还是要走向三权分立,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不危险的权力部门、最能制约行政权膨胀的部门,一定会朝着司法扩权、自治、独立的方向发展。著名法学家季卫东甚至认为,审判权要高于行政权。在党权和行政权威慑之下唯唯诺诺、谨言慎行的司法部门,如果听了这话,不知该作何感想呢?

 

 

原载《财经文摘》2012年第11期·十年特刊



Source : My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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